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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概述

财经动态:春节临近经济或现小幅波动 新一轮定向降准有望推出

财经专家解读:肖亚庆:推动国企实施三大变革 混改不是为混而混

社会热点新闻:央企新增混合所有制企业逾700户 引入社资超3386亿


深股指

收市报

/

升幅/跌幅(%

上证综指

3446.98

-33.85

-0.97

深证成指

10864.34

-295.33

-2.65

沪深300

4245.90

-30.00

-0.70

注:2018-02-01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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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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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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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镑

2018-02-01

630.45

782.18

5.7667

80.600

894.45

注:人民币汇率中间价采取直接标价法,即100外币折合多少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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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油期货价格】


名称

(美元/桶)

涨跌额(美元)

涨跌幅(%)

WTI

64.73 

+0.23

+0.36

布伦特

69.05 

+0.03

+0.04

注:2018-01-31国际原油期货价格

美元/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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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油现货价格】


名称

(美元/桶)

涨跌额(美元)

涨跌幅(%)

迪拜

65.80

-0.60

-0.9

阿曼

65.80

-0.70

-1.05

href="http://oil.in-en.com/quote/list.php?cpid=2&price=Tapis" title="查询更多历史价格信息" 塔皮斯

70.30

-0.40

-0.57

href="http://oil.in-en.com/quote/list.php?cpid=2&price=Minas" title="查询更多历史价格信息" 米纳斯

63.60

-0.20

-0.31

href="http://oil.in-en.com/quote/list.php?cpid=2&price=Duri" title="查询更多历史价格信息" 杜里

61.70

-0.10

-0.16

辛塔

61.90

-0.20

-0.32

大庆

61.00

-0.10

-0.16

胜利

61.20

--

--

注:2018-01-31国际原油现货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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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财经资讯】

【财经动态】

【春节临近经济或现小幅波动 新一轮定向降准有望推出】

来源:财经网

时间:2018-02-01

链接:http://economy.caijing.com.cn/20180201/4402329.shtml

    131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数据显示,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3%,环比回落0.3%;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5.3%,环比上涨0.3%;综合PMI54.6%,与上个月持平。

    专家表示,由于季节性因素,年初PMI指数出现波动是正常现象。预计3月份以后,企业将加快新一年生产经营布局,经济走势逐渐回归平稳。上半年经济虽然可能出现小幅缓慢下行,但全年经济仍将稳中有进。而从年初监管力度看,金融去杠杆将延续,货币政策会维持稳健中性,或有新一轮定向降准。财政政策保持积极,但宽松空间有限。

    季节性因素导致指数波动

    1月制造业PMI虽环比回落0.3个百分点,但与去年同期持平,连续16个月位于51.0%以上的景气区间,制造业继续保持稳步扩张走势。

    在专家看来,季节性因素成为1月制造业PMI指数下降的主要原因。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指出,由于春节长假临近,企业开工率降低,今年1月制造业PMI比上个月下降了0.3%,降幅为正常的季节性波动。过去5年每年1月份制造业PMI都呈现季节性下降,平均降幅在0.3%

    受与圣诞、新年相关的国外市场需求提前释放等因素影响,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9.5%,比上月下降2.4个百分点。广发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郭磊认为,出口订单的季节性对于制造业PMI的拖累在0.1%左右。

    人民币升值对国内出口企业也带来了较大压力。17.4%的出口企业认为人民币汇率波动给生产经营活动带来不利影响,比重比上月上升2.7个百分点。“由于人民币升值,出口波动明显,装备制造业、大中型企业生产活动有所下降。”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师陈中涛表示。

    同样是受春节假日临近等因素影响,1月份消费品制造业加快增长。“消费品制造业PMI52.7%,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高于去年同期和制造业总体水平1.81.4个百分点,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及酒饮料精制茶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业、医药制造业等行业PMI均位于53.0%及以上的较高水平,扩张动力较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说。

    不过,不少专家表示,年初数据存在一系列特殊性,可对照性较低,进一步验证要等待开工季。“2017年春节在1月,2018年在2月,春节错位对于工业和商业的影响都会比较大。工作日差异也可能对统计体系的数据有一定影响。此外,严寒天气也会带来数据异常,比如居民用电偏高,以及建筑开工数据偏低。环保限产影响边际减弱后,供给端是否会有反弹也并不清楚。”郭磊表示。

    也有专家指出,虽然制造业仍在平稳扩张,但近几个月略有增长放缓趋势。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研究室副研究员刘学良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这与我国房地产市场逐渐趋于稳定,房价以及众多原材料和工业品涨幅趋缓有一定关系。

    首次发布综合PMI产出指数

    国家统计局自20181月份开始发布月度中国综合PMI产出指数。这是我国首次发布综合PMI产出指数。

    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负责人介绍,我国综合PMI产出指数的编制方法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即将制造业生产指数与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进行加权求和。综合PMI产出指数以50%作为经济强弱的分界点,高于50%时,表明经济总体扩张;低于50%,表明经济总体收缩。而相对于GDP增速来说,综合PMI产出指数是同步指标,制造业PMI是先行指标。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志刚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往制造业PMI和非制造业PMI分别从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两个生产领域反映经济发展的景气状况,不能反映经济结构的变化对整体经济带来的影响。综合PMI产出指数可以更好体现出整体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对经济产出的推动作用。

    “1月份,综合PMI产出指数为54.6%,与上月持平,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赵庆河指出,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高于制造业生产指数1.8个百分点,表明非制造业业务总量的增长快于制造业生产。

    “非制造业景气度高于制造业,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服务业包括现代服务业发展加快,新旧动能转换速度加快,新的动能不断集聚,从整体上对于改善中国经济质量有很强的助推作用。”王志刚说。

    “非制造业中,高端服务业表现较好,建筑业表现较差。这说明中国的产业结构在调整。其中,建筑业回落是一个长期趋势,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出现的现象。”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经济学院教授苏剑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要辩证看待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美国等发达国家正在进行再工业化,我国同样不能因为强调发展服务业而影响制造业的发展,尤其要关注产业升级。

    近期经济或现小幅放缓

    对于经济未来的运行走势,多位专家认为,短期内还有可能出现轻微放缓。华泰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李超表示,从1PMI来看,经济开局缓慢下行态势渐显,还需紧跟高频数据确认利率下行拐点信号。2018年在消费稳健、进出口修复和基建托底的预期下,全年经济下行压力不大,预计全年GDP同比增速可能走出浅“V”字,上半年可能出现小幅缓慢下行,下半年有所恢复。

    连平认为,由于春节错位季节性因素,12PMI指数以及进出口贸易等数据出现波动是正常现象,并不代表2018年经济运行走势。预计到3月份之后制造业PMI将会上升,继续保持在扩张水平。

    陈中涛也表示,企业正在积极调整生产经营战略,加强内部管理,加快技术创新。预计3月份以后,企业将加快新一年生产经营布局,经济走势将逐渐回归平稳。

    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稳健,外需环境整体也较好。根据IMF最新预测,2018年全球经济增速上调至3.9%,较2017年提高0.2个百分点。目前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PMI仍处于2016年以来的高位,主要发展中国家制造业PMI延续反弹。

    民生证券研究院宏观研究员李俊德说,从一季度开始,本轮金融、地产、地方政府三重紧缩的效果初步显现,会有部分经济数据出现小幅下滑。从全年看,经济增速或出现前低后高。“此外,从年初监管力度看,金融去杠杆延续,货币政策会维持稳健中性,但定向降准可能出现。财政政策保持积极,但宽松空间也有限。”

    王志刚认为,中国经济具有较大韧性,未来一段时间仍将保持稳中有进,但也要注意防范并妥善化解一些风险,平衡好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的关系,通过市场化改革激发更大活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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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扩: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意味传统模式已走到尽头】

来源:财经网

时间:2018-02-01

链接:http://economy.caijing.com.cn/20180201/4402327.shtml

    近年来,中国经济“L型走势”这一重大课题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中国经济增速为何出现回落现象?下一阶段应如何应对?

    对于这个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在2018年第十六届中国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作了详细阐述。

    他表示,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逐年回落,不排除外围因素冲击和内部经济周期变化的原因,但最主要或者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

    他进一步指出,我们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不能更新比较优势、再造发展动力,竞争力就会弱化,发展进程就会受阻。而创新比较优势、再造发展动力的关键就是要通过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提升,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对国家发展是如此,对企业发展更是如此。”张军扩说。

    我国创新发展具有优势

    转向高质量发展对广大企业来讲既是挑战,也是重要的机遇。企业围绕提高产品服务质量这个核心推动转型升级,应当从哪些方面发力?

    张军扩在论坛上提出了四点具体建议:一是要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创新发展方面具有诸多明显的优势。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共享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不仅提升了我国产业的质量档次,优化了产业结构,也促进了消费需求的增长,成为了经济趋稳向好的重要支撑力量。

    二是要大力提升我国传统制造业的质量水平。目前我国制造业产品的质量档次、安全标准还不够高。这些年由于国内消费品在产品质量和安全标准方面屡屡出现问题,损害了消费者对国内消费品的信心。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不仅大有可为,而且前景广阔。

    三是要大力提升服务业的质量水平。2017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在GDP当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成为经济的主要拉动力。居民在旅游观光、休闲康养、家政服务、文化体育等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大,不仅成为了居民消费升级的增长点和亮点,也成为了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由于这些领域在服务质量、安全标准方面良莠不齐、问题频出,不仅打击了国内消费者的信心,也对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严重的制约。

    四是要大力促进绿色发展。对企业而言,一方面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的理念,坚定不移地走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道路,要通过技术创新、流程创新和管理创新,不仅使得企业产品服务严格达到国家各类质量安全环保标准,而且要以此获得新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也要按照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的需要,充分挖掘和抓住市场的机遇,大力发展相关环保产业,打造新的增长点和新的竞争优势。

    要减少对经济活动直接干预

    发展模式转变除了需要企业发力以外,也离不开政府的努力。

    张军扩表示,首先,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企业往哪个方向变革、如何实现产业升级和价值创新,最终都只能由市场来检验。政府的作用要更多地转向功能性、社会性的支持政策,切实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为市场作用的发挥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更新和提高环境、质量、安全标准,并严格执行。这既是保护公众利益的需要,也是形成倒逼机制,实现优胜劣汰和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

    再次,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改善市场秩序,为优质优价、优胜劣汰创造有利的市场环境。企业创新和提升质量的根本动力在于优质优价、优胜劣汰,政府作用的着力点也应当放在这里。

    第四,要进一步完善促进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鼓励科研创新的科研管理制度,鼓励成果转化的期权股权激励制度、政府采购制度以及鼓励创新的监管制度等。

    最后,要进一步深化重点领域的改革,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干部制度改革等,只有这些改革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促进转向高质量发展才能有比较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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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继伟:仍有减税空间 个人所得税应改为综合征收】

来源:财经网

时间:2018-02-01

链接:http://economy.caijing.com.cn/20180201/4402377.shtml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灰色地带”收费项目应成降费重点

    2017年,中国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发展质量的前提下实现了超预期的经济增长,全球经济也出现了回暖复苏迹象。如何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中国企业面临着哪些机遇与挑战?

    128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企业评价协会主办的第十六届中国企业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举办,论坛云集多位“大咖”为中国宏观经济、企业发展前景出谋划策。全国社保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以及多位知名经济学家就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等方面分别发表主题演讲。《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参与论坛的部分嘉宾发言中梳理出一些真知灼见,以飨读者。

    近日,第十六届企业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召开。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在论坛上表示,通过货币政策实施总量刺激,只会加剧过度货币化,进一步放大“脱实向虚”,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用有限。

    楼继伟指出,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上发力,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配合,还有较大的空间。在减税方面,他认为应当推动所得税改革,增加企业所得税研发扣除,个人所得税改为综合征收,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纳税负担。

    金融体制存在严重的扭曲

    2017年主要经济指标都在可接受的范围,部分指标甚至在上限区。

    从经济质量看,楼继伟指出,万元GDP能耗比上年下降3.7%,大家可以切身感受到环境状况的改善、雾霾天数的减少,其中固然有“天公作美”的因素,但也反映了污染治理的成效;居民消费升级态势明显,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比上年下降0.8个百分点,2017年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分别为8.9%11%,明显快于人均消费支出7.1%的平均水平。随着“制造业、服务业+互联网”的深入推进,线上线下加速融合,带动高端消费向中等收入群体覆盖。

    他指出,今后一段时间需求管理的空间并不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

    楼继伟表示,财政和货币总量政策空间不大。从财政政策看,历经前期多轮刺激,大规模集中基建的余地不大。一方面,地方债务风险凸显,不宜再增加基建债务;另一方面,按照适当超前的原则开展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合理的,但一定要把握好度,如果超前10~20年就必然会沦为“扔不掉、养不起”的“白象”工程。典型的如最近被叫停的包头地铁项目。当然,随着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带的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进程,经济上可行的基建投资还有广阔持续的空间。

    此外,从货币政策看,近年来我国货币乘数快速提升,从2012年的3.86提高到2016年的5.02,同期M2GDP的比例也由180.3%上升到208.3%,表明经济快速货币化。但与此同时,GDP增速却呈下行态势,说明货币供给扩张对经济拉动的效用在逐步下降。因此,通过货币政策实施总量刺激,只会加剧过度货币化,进一步放大“脱实向虚”,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用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楼继伟指出,我国货币环境更为宽松,资金成本反而更高,表明金融体制存在严重的扭曲。

    他解释称,我国M2GDP的比例超过200%,与日本的水平大体相当,超过美国91%的两倍。但从利率水平看,2017年我国1个月的SHIBOR拆借利率平均水平为4.09%,同期日本的可比利率水平为负0.01%,美国为1.1%

    他表示,过度的混业(我们称之为“综合经营”)造成一系列金融乱象,名目繁多的中国特色衍生品令人眼花缭乱,同业、通道、嵌套、资金池、庞氏融资性的万能险、P2P、非标、现金贷等等层出不穷、相互叠加,结果是不断抬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困难。同时,风险传染的渠道极不透明。

    地方政府“灰色收费”仍存

    尽管财政和货币总量政策空间不大,但是财政政策可以在结构调整上发力。对此,楼继伟指出,财政收入方面可以通过减税推动企业加大研发和创新投入,提升经济活力;支出方面可以通过对支出结构的调整,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并引导资源向符合宏观调控方向的产业流动,改善供给结构,提升供给水平。在这些方面,财政政策应当大有可为。而货币政策从原理上讲仅有总量属性,不具备结构调整的功能。

    实际上,近几年来,我国一直大力推行多项简政减税降费政策。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营商环境在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78位,比2013年大幅跃升了18位。

    楼继伟提出,推进简政减税降费,下一步要深化“放管服”改革,特别是要把握好具有外部性事项的处理,确保“好事办好”。在减税方面,2017年全年财政收入17.3万亿元,增长7.4%。这一增长是具有减税效果的。如果财政收入与10.5%6.9%+3.6%平减指数)的名义GDP增长同步,全年财政收入应为17.8万亿元,比实际收入多出的约5000亿元体现了减税效应。考虑到财政收入增长与PPI的关联度更高,如果按去年6.3%PPI估算,上述测算的减税幅度还会更大。这说明我们的减税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也是明显的。

    楼继伟进一步分析认为,仍有减税的空间,应当推动所得税改革,增加企业所得税研发扣除,个人所得税改为综合征收,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纳税负担,避免个税异化为“工薪税”,形成逆向调节。在降费方面,对于缺乏上位法规依据的非行政许可审批类的收费项目,目前在中央政府层面已经全部清零,但在地方政府层面,这一类“灰色地带”的收费项目仍大量存在,应当作为下一步降费的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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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巧凌:四大举措推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

来源:财经网

时间:2018-02-01

链接:http://economy.caijing.com.cn/20180201/4402657.shtml

    国务院国资委改革办副局长周巧凌21日在2017暨第八届上海国资高峰论坛上表示,新时代新征程,国有企业发展正面临全新任务。围绕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加强实现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理念和方式的变革,下一步将着力在放活、管好、优化、放大国有资本四个方面下工夫。

    一是放活国有资本,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科学界定国有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边界等,更好地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

    二是管好国有资本,要牢牢守护防止国资流失这条红条,形成分工明确、协同配合、制约有力的国有资产体系,全面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三是优化国有资本,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调整,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投向,围绕服务国家战略,更加有效地发挥国有经济的整体功能作用。

    四是放大国有资本,要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既实现国有资本总量扩张,更实现国有资本质量提升,不断增强国有资本的影响力、带动力、控制力。

    周巧凌还表示,进入新时代,中国要以世界一流企业这个目标为引领,加快培育一批在国资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的领军企业,一批引领全球行业技术发展的领军企业,一批在全球产业发展中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其中,围绕建立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下一步可能重点要深化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牢牢抓住经理层契约制,加快实现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减能增,通过积极稳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把产权多元化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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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中国经济维持中速增长即可完成发展目标】

来源:财经网

时间:2018-02-01

链接:http://economy.caijing.com.cn/20180201/4402342.shtml

    2018年开年,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中国GDP同比增长6.9%。这让不少人产生了中国经济能在未来若干年内重新恢复8%以上增长率,走出“V型”反转走势的期望。

    对此,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在2018年第十六届中国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回应道,目前的关键词应该是平稳的可持续增长。即使未来GDP能维持中速增长,也能使中国达到既定发展目标。

    GDP中速增长对发展较合适

    关于GDP增速,李稻葵解释说,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曾经做过测算,如果中国能够从2018年到2050年保持4.1%的增长速度,到了2035年,中国的发展水平用人均GDP测量的话就能够达到500万人口以上大中型国家的前三十强,到了2050年就进入前二十强。而保持这样的发展速度并不难,但关键是要平稳,不能摔跤。

    李稻葵继续表示,具体来说,未来7年中国应平均保持5.5%GDP增速,接下来10年保持4%GDP增速,这一速度相当于金融危机爆发前后韩国的发展速度。但绝对不能出现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会让经济发展的时钟倒拨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记者注意到,除李稻葵外,还有不少专家在之前发表过对中国经济10~30年内增长走势的看法,他们普遍认为,维持GDP中速增长率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是比较合适的。

    例如,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认为,未来15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可能为5%左右,实现15年经济翻番;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则认为,在2020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速不会低于6.5%。按照这一“L”型走势,到2027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人均收入也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技术人才优势明显

    在此背景下,企业发展的新思路何在?

    随着近年来中国人口结构进入深度调整期,不少人担心未来中国既有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即将消失,中国将无法适应这一局面。

    李稻葵表示,目前,中国的确出现要素价格改变的现象。过去便宜的劳动力现在贵了,劳动力的价格和劳动工资比上涨得非常快,年年超过GDP的增长速度。

    但他同时指出,中国拥有庞大的工程师和技术人才队伍,和非常完善的技术人才培养体系,并且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性价比极高,普通技术人员毕业后经过基本训练即可从事工程设计工作。

    李稻葵称,美国着名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每年发布的全球大学评估,连续两年把清华大学的工科教育排到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前面,位居世界第一。这一成绩不仅为新闻媒体所报道,并且引起了美国高校的普遍关注。

    据他所讲,被清华大学超越的麻省理工学院于201712月在北京召开董事会,第一次将该会议放到了美国之外召开。在召开董事会期间,该校专门派人前往清华大学进行调研,考察其工科教育水平为何能超过美国顶尖高校。

    此外,在当前全球化日趋深入的大背景下,不少中国企业都在寻找与海外企业和人才进行深度合作的机会。

    李稻葵说,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比较好,要用好抓住当前大好时机,通过全球视野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

    李稻葵介绍称,目前中国不少企业在一些核心技术的研发上出现瓶颈,而不少西方小型企业家族企业空有核心技术却无处施展,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并购等方式与其进行深度合作,补齐核心技术短板。

    “德国的中小企业可能是好几代人、两三代人研发一个技术。很多中小企业确实是想出售,他们的原因可能在于传不过三代。上次我碰到一位女士,爷爷创办的铸铁企业爸爸继续做,到了第三代没有儿子,一个女士四十多岁了还搞铸铁,她对这个没兴趣,实在难以为继,然后就卖给了我们的一个民营企业家。国内企业把这些技术买过来,一下子铸铁技术就上去了。”李稻葵在现场介绍了一位国内企业家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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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专家解读】

【肖亚庆:推动国企实施三大变革 混改不是为混而混】

来源:财经网

时间:2018-02-01

链接:http://economy.caijing.com.cn/20180201/4402346.shtml

    在冬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接受了第一财经的独家专访。

    对市场所关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肖亚庆表示,混改不是为混而混,要让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展的“物理反应”变成“化学反应”,使改革的质量效益更加放大。

    国企要做好高质量发展这篇文章

    第一财经:党的十九大发出了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动员令”。在达沃斯论坛上,您是如何向全球企业介绍中国国企的新目标?

    肖亚庆:有句谚语说得好,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新号召新要求新指引,也是世界上所有企业的共同愿望和一致目标,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大潮流。

    经过改革开放40年来的接力探索,中国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企业,不少企业已经迈进或者接近世界一流企业的阵营。国有企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有责任也有条件坚定不移朝着这一目标迈进。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关键是做好推动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这篇文章。一要在推动创新引领发展上下功夫。二要在持续推动产业升级上下功夫。三要在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上下功夫。四要在培育国际化经营人才和优秀企业家上下功夫。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和潮流,全球市场是一个高度开放和包容的市场。中国企业愿意与各国企业在平等、诚信、公正的市场环境中各显身手、同台竞技,在市场的洗礼中共同壮大成长。

    央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孤军奋战

    第一财经:响应并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企业家们热议的话题,您认为未来国企和央企参与“一带一路”还要做哪些重点工作,如何带动民企一起出海、共同发展?

    肖亚庆:习近平主席发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央企业坚决响应号召、紧抓发展机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目前,已有63家中央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各种形式的项目合作1713个,业务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开发、国际产能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等领域。

    未来中央企业将继续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抓好重点项目实施,擦亮中国名片,打造国际品牌。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抓好重点示范项目带动引领。以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为平台和抓手,进一步明确国际化经营的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项目,着力承担一批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动性明显的示范性项目。

    二是抓好对外投资合作模式创新。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深化境内外各类企业间全方位多维度互利合作,加快形成面向全球的资源配置和生产服务网络。

    三是抓好境外风险管控体系建设。构建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处置三位一体的境外风险管控体系,加强形势趋势和地区发展动态的研判分析,妥善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

    四是抓好跨境文化融合发展。重视所在国关切,加强与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各界的沟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中央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孤军奋战,我们始终鼓励中央企业与民营企业通过市场化、商业化的方式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中央企业和民营企业联合出海,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很多成功的实践。今后,我们将继续支持中央企业在信息共享、劳务合作、产业协同、相互参股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与民营企业的合作,也欢迎境内外各类有志于“一带一路”的企业参与合作,共同为“一带一路”建设作出贡献。

    率先推动国企实施三大变革

    第一财经:国有企业规模不断做大的同时,如何在高质量、高效率发展上下功夫?

    肖亚庆: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也是推动国企改革发展各项工作的根本要求。我们将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率先推动国有企业实施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出贡献。

    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高质量的市场供给。一方面要继续破除无效供给。带头化解过剩产能,加大“压缩管理层级、减少法人户数”的工作力度,推进“处僵治困”,提升国有企业整体运行质量。另一方面要扩大优质增量供给。紧密围绕国家战略方向、行业发展方向、市场需求方向,加大资源投入力度,在新兴产业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引领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强化质量品牌建设,开展质量提升和对标达标行动。

    二要聚焦发展实体经济,形成高质量的投入产出。落实好“中国制造2025”,加快形成一批新兴产业集群和龙头企业,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加快制造业优化升级,加强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引导制造型企业从主要提供产品向提供产品和服务转型,促进制造与服务协同发展。

    三要充分激发企业活力,打造高效率的运营机制。在全面完成公司制改革的基础上,分层分类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中央企业集团层面股权多元化,积极推进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董事会建设,切实落实董事会职权,增强董事会决策能力和整体功能。推进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合理拉开收入分配差距,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积极性。

    四要加快国资监管机构职能转变,构建高效能的监管体系。进一步转变国资监管机构职能,明确出资人监管职责边界,制定出台权力和责任清单,调整完善出资人权责事项,确保职能定位更加准确清晰,监督管理更加规范高效。进一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强化高负债企业管控,严控债务风险;加强投资全过程监管,严控投资风险。进一步强化监督和责任追究,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守护好人民群众的共同财富,为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混改不是为混而混

    第一财经:中国国企混改正在快速推进,受到全球市场关注。请问目前进展如何,推进的思路是怎样的?有哪些重点难点问题?

    肖亚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举措,也是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途径。

    一方面,通过多种方式积极推进面上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截至目前,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中央企业引进了各类社会资本,半数以上的国有资本集中在公众化的上市公司,中央企业各级子企业在产权层面已与各类资本实现较大范围的混合。中央企业集团及下属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达到68.9%

    另一方面积极推动重要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在电力、石油、天然气、民航、电信、军工等重点领域选取了50家企业开展试点,目前已经引入各类投资者40多家、资本超过900亿元。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分类分层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推进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重点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在引导子企业层面改革的同时探索在集团公司层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混改不是为混而混,是企业的市场行为,必须以企业为主体推进。混改的目的,不仅是资本融合,发挥好各类所有制资本的优势,更为重要的要通过混改建立起有效制衡公司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要让“物理反应”变成“化学反应”,使改革的质量效益更加放大。

    国资委角色变换做到“1234

    第一财经:当从管资产到管资本为主后,未来国资委角色定位会作何改变?

    肖亚庆: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是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方向,我们也一直朝这个方向在努力。未来国资委的角色定位,我想可以用“1234”来概括。

    “1”就是“一个转变”,准确把握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定位,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

    “2”就是“两个清单”,科学界定国有资产出资人监管的边界,建立监管权力和责任清单,做到该管的要科学管理、决不缺位,不该管的要依法放权、决不越位。

    “3”就是“三个归位”,将依法应由企业自主经营决策的事项归位于企业,将延伸到子企业的管理事项原则上归位于一级企业,将配合承担的公共管理职能归位于相关政府部门和单位。

    “4”就是“四个重点”,重点管好国有资本布局、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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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 程实:美元急跌,或为序章】

来源:财新网

时间:2018-02-01

链接:http://opinion.caixin.com/2018-02-01/101205937.html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2017年,美元指数跌幅约10%2018年至今,美元指数继续急跌超过3%。在美国经济复苏势头良好、美联储加速加息的环境下,美元的贬值似乎成为了市场的异象。我们认为,要理解美元贬值的逻辑关键在于厘清其运行的长、短期机制。作为二战以来全球唯一真正意义上的主导国际货币,美元不仅是美国单个经济体的货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全球整个“封闭经济体”最主要的计价、交易和储藏手段。这种特殊性决定了美元的运行遵循“Depreciation On/Depreciation Off”的机制,即长期来看,美元绝对和相对购买力的下降是大势所趋,从中、短期来看,美元变化的内生动力分别对应于全球化进程、市场恐慌等不同周期。通过对美元指数的变动进行分解,我们发现,近50%的美元指数方差是由10-20年的周期变动所贡献的,且与美国相对于全球的经济表现密切相关。据此我们认为,当前美元指数下跌或为序章,对应于短期“Depreciation Off ”向长期“Depreciation On”的转换,特别是宏观经济和政策因素将制约美元周期性上行。展望2018年,美元指数下行空间大于上升空间,3月将是决定趋势的关键节点。美元出现潜在的贬值态势,这利好黄金等大宗商品,而美股面临的调整或加速到来。

  美元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运行遵循“DO/DO机制”,长期贬值具有内生稳定性。作为二战以来全球唯一真正意义上的主导国际货币,美元不仅是美国单个经济体的货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全球整个“封闭经济体”主要的计价、交易和储藏手段。从长期购买力来看,过去四十余年间美元贬值是大趋势。在绝对购买力的意义上,随着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全球总需求扩张,推动美元标价产品的价格持续上升,为美元贬值提供了持续的内生动力。以初级产品为例,19921月至20176月间,以美元计算的全球初级产品价格上升103.4%,最高超过300%,其中石油价格上升164.8%,最高超过650%,连涨幅最为温和的农业原料和食用品价格指数也曾翻倍。在相对购买力的意义上,美元指数也长期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本世纪以来,其与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呈现出明显负相关,意味着相对购买力与绝对购买力具有共同的驱动因素。其中,全球化就是一股重要的力量。美元集国内和国际货币二任于一身,在全球经济消费、生产二元分化和互补的作用下,独特的国际货币属性塑造了“美国消费、全球生产”的供需格局,既成为全球结构失衡的映射,也决定了美元趋势性贬值具有内生稳定性。我们认为,在美元趋势性贬值的基础上, 其短期升值/贬值的状态转换遵循“Depreciation On/Depreciation Off”的机制(简称“DO/DO机制”),内生动力分别对应于全球化的阶段性退/涨潮、市场恐慌等不同周期。

  美元近年来的走强源于全球化的阶段性倒退和美国经济稳健的相对表现,但10-20年的美元周期才是美元指数变动的主要来源。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率先实现持续复苏,经济内生增长强劲,消费引擎保持稳健。在全球化出现阶段性倒退、多元化退潮的阶段,美国经济相对稳定的表现为美元走强奠定了内生基础。2015年以来,美元指数急剧攀升,特别是兑主要货币的月度实际美元指数在2016年底超过108,创下14年来的高点。但从历史上美元指数的运行规律来看,长周期经济表现才是美元币值最主要的驱动力。通过极大重叠离散小波变换(maximal overlap discrete wavelet transform ),我们对美元指数的变动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近50%的美元指数方差是由10-20年的周期变动所贡献的,这也与三轮美元周期的分布较为吻合。1971年来,美元呈现出三轮贬值周期和三轮升值周期的交替变化。其中,三次贬值周期的趋势大致类似,各持续约10年,而三次升值周期则呈现出持续时间变长而升值幅度下降的趋势,每次升值周期持续约5-6年。从驱动力的角度,我们发现,美元10年至20年的周期与美国相对于全球的经济表现密切相关。当全球经济形势良好(或全球化发展迅猛)时,美元处于长期贬值状态,遵循“Depreciation On”机制,反之则出现阶段性的升值,出现“Depreciation Off”。 除了凸显出多元化浪潮中美国的相对重要性之外,美元周期也反映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即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实体经济增速)的上升会引起实际汇率的升值。

  当前美元指数下跌或为序章,宏观经济和政策因素制约美元周期性上行。2017年,美元指数跌幅约10%2018年至今,美元指数继续急跌超过3%。我们认为,全球经济的整体复苏是美元贬值的主要原因。20181月, IMF在《全球经济展望》更新中上调了2018年和2019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预测增速均为3.9%,较201710月的预测提高了0.2个百分点,该数值也是七年以来的最高增速。尽管美国的税改是全球贸易和投资进一步复苏的重要增量驱动,但应该看到,从多元化退潮到多元化涨潮的内生动能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持续基础,其中新兴市场将扮演重要角色。从相对经济增长潜能变动来看,美国的经济复苏进入下半场,欧洲仍处于复苏的前、中期,经济内生动能仍在积蓄,中国经济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的开局之年也有望迎来超预期的改革举措。从政策关切来看,尽管特朗普税改将为美国和全球经济带来短期刺激,但其“美国优先”的逻辑将继续带来政策不确定性,美元国际货币的信心将遭到削弱。综上判断,美元指数下跌背后有深刻的基本面含义,今年美元整体易贬难升。

  美元可能的短期升值源于不确定性共振,尘埃落定后金融市场将迎来调整。从历史上看,美元周期在波长、波峰上的区别交叠了长、短期驱动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开放经济的大环境下,美元指数的上升常出现在危机爆发、美元避险需求上升时,或是当全球化进展缓慢、美元霸权模式获益有限时。我们认为,在当前全球协同复苏态势尚未完全确立、地缘政治风险频繁出现且外溢明显、政策不确定性容易转化为经济不确定性的情形下,美元指数的影响因素极可能互相作用,使得美元周期的界限变得模糊。比如,全球经济复苏换档过程的不确定性可能与政治风险产生共振。今年3月,意大利大选或拉开欧洲不确定性的大幕,而美联储新任主席鲍威尔也极可能迎来上任后的首次加息,一旦风险事件持续发酵甚至产生示范效应,美元的短期升值不可避免。因此,在充分考虑可能引致美元短期升值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同时,准确研判长期因素的变化,对于理解美元中长期走势至关重要。我们认为,多元化涨潮的逻辑将奠定美元重回贬值轨道的基调。从影响来看,一方面,美元走弱利好黄金等大宗商品,另一方面,美股面临的调整或将加速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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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谈房产税立法取向 不宜定位为地方政府“抓钱”】

来源:财新网

时间:2018-02-01

链接:http://opinion.caixin.com/2018-02-01/101206025.html

    有关房产税的改革在2003年就已经提出,直到2011128日上海和重庆进行房产税改革试点,中国房产税改革才算是正式拉开序幕。10多年来,房产税问题不断发酵,在社会上持续引发热议。人们对房产税的认识在深入,同时,争议依然很大。改革要于法有据。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的要求,房产税改革进入了以立法来推进改革的新阶段。如何立法,这取决于房产税的立法取向。

  房产税改革的必要性

  房产税改革的核心是对个人非营利性住房征税。由此引发征收个人房产税是否必要的问题。

  从长远看,房产税改革有利于完善税制、完善地方税体系和开辟地方政府新的收入来源。但任何税收问题都不仅仅是财政问题,尤其是在“税收焦虑症”不断蔓延的情况下,税收已经变成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不能仅仅从税收本身着眼来谈必要性。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对诸如完善税制和地方税体系,替代地方土地财政之类的说法,有如雾里看花,不知所云。老百姓听到这样的说法,就觉得政府是变着法子收钱,自然会反感。在减税的呼声很大,且社会对税的“厌恶感”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把房产税定位为增加地方政府收入即“抓钱”,是不合适的。个税调高免征额(即媒体误解的起征点)不久,还要求进一步上调的呼声仍很大,再通过房产税从广大老百姓口袋里掏钱,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况且,这与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这一战略要求也相违背。因而,为什么要征收个人住房房产税,一定要对老百姓说清楚,澄清征收房产税的目的。

  我觉得有两点是老百姓可以接受的:一是让占有房产多的人交税,占有越多,交税越多;二是抑制在住房消费上的奢靡,为社会节约住房资源和土地资源。这实际上是对住房消费行为的一种调节,具有多重效应:对社会财富起再分配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财产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还可以对住房投机预期产生影响,去住房金融化;促进资源节约,控制住房空置率,优化住房资源配置;扩大存量住房供应,促进住房制度建设。

  因此,依据中国人多地少、资源单薄的国情和当前住房制度长效机制建设的要求,房产税扩展到个人住房,征收住房调节税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归纳起来,其正面作用就是:调节个人住房消费,节约住房资源,控制住房投机。

  至于说征税的合法性,从法理上看,实际已经包含在必要性之中,否则,就算程序合法,也站不住脚。在有关房产税改革的争议中,有人认为,中国的土地不是私有制,土地由国家所有,并不属于购房者,因而征税不合法理。这是混淆了房产与土地的区别。实际上,土地所有制并不是决定对个人住房征税的关键。从产权来看,尽管土地属于公有,但住房仍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拥有独立产权,并受到法律保护,两者是分开的。在所有权日益结构化的现代社会,所有权不是征税的前提。例如用益物权,就不属于所有权,而是他物权,但并不妨碍征税。抱着传统的所有权观念来理解税收,已经过时了。也许在改革试点的程序上存有瑕疵,但房产税改革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构成了法理上的合法性。

  房产税改革定位

  根据上述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目的,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从房产税是财产税,是对财产保有环节征税这样的学术定义,来理解中国的房产税和定位其未来的改革。我认为,应该把中国的房产税定位为“调节税”,而不是“国民税”,不能将房产税设计为普遍征收的一种税,从而变为增加地方收入的一个措施。从税制整体来看,按照收入功能来设计是基本原则,但这并不妨碍对个别税种按照调节功能来设计。按照调节功能设计个人房产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调节:对住房资源配置的调节、对贫富差距的调节和对住房投机的预期性调节。同时,应该对经营性房产的征税和对非经营性房产的征税分开来考虑,不宜一锅煮,以利于房产长期租赁市场的培育和发展。

  为什么应该对非经营性房产的征税定位为住房调节税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的现实国情决定了房产税改革不能简单地照搬国外征收房产税的做法。所谓把房产税打造成为地方的主体税种,成为地方的重要收入来源,是不现实的。目前房地产税占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不到7%,更不要说房产税一个税种。现行房地产税占税收收入和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非常低。如果以包括土地出让金在内的地方财政收入进行计算,该比重将更低。因此,即使对个人住房全面征收房产税,要使房地产税成为地方主体税种或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至少在20年之内是无法实现的。

  其实,税收都有一个自然的演进过程,不是凭想象通过改革就可以强力实现的。例如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也是从调节税演变而来,至今也未能成为普遍征收的税种,因为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处于较低阶段。等到中产阶层壮大了,离共同富裕越来越近了的时候,个税才谈得上是普遍征收的国民税。现行个税实际上是“白领税、金领税”,与蓝领阶层无关,纳税人数占工薪人数7%左右,93%左右的工薪所得者不缴税。如果进一步提高免征额,个税将只是一个调节金领阶层的“金领税”。缴纳房产税依靠现金收入,如果居民连个税都不交纳,要让其缴纳房产税显然是不现实的。一般而言,房产税的缴税面应比个税的缴税面要窄,否则,居民无力负担,征税风险很大。因此,现阶段不能将筹集地方收入作为中国房产税改革的目标,是更符合国情的定位。

  第二,在现实国情下对国内居民普遍征收房产税的条件不具备。税制的功效要真正实现,依赖于征管能力。若是征管做不到,税制设计得再好,也是纸上谈兵,毫无意义。房产税面向家庭征收,是对征管的一个极大挑战。这是一种个性化的征收,因为每一个家庭的房产情况不同,家庭状况也不一样,征收机关必须上门一户一户地去核实、评估、征缴,加上人口流动,其工作量之大将是难以想象的。更不要说,如何定义家庭、给予其优惠和照顾,颇为复杂。此外,住房基础信息管理参差不齐,房产价值评估基础薄弱,还有对争议的仲裁,以及仲裁的公正性和可信性问题等等。在任何一个国家,房产税都是一个小税种,但征收成本很高。同时,开征此类税需要法治的大环境。中国当前的税收征管能力有限,普遍开征房产税存在巨大的操作性风险。尤其是在行政法治、税收法治还不健全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加剧社会的不稳定性。从这个角度看,把房产税定位为个人住房调节税,可以大大降低房产税征管过程中的操作性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公共风险。

  第三,需要正确评估和对待对个人非经营性住房征收房产税的公共风险。对个人或家庭征税,其社会风险很高。尤其是在社会对税收十分敏感的情况下,更要对房产税改革做出全面的公共风险评估,这包括其对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在改革决策上,应先评估风险,然后再看是否有利。如果颠倒顺序,可能只是看到了改革的好处,而忽略改革可能引发的巨大公共风险。从情景分析看,普遍征收房产税,社会很难接受这种方案,风险极大;而对个别行为(如投机、奢侈消费)征税,不触及大多数人,风险较小。在征收管理上,前者难度大,操作风险大;后者难度小,便于实施,操作风险小,而且对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公平有很强的正面作用。如果对有房产的家庭都征税,将会激起社会的强烈反对,切不可行。

  实际上,上海和重庆两地房产税改革试点的运行情况也能够证明上述结论。

  一是从两地改革后的房产税收入看并不多。无论是与地方税收收入还是财政收入相比,都仅仅是个零头,不可能成为主体税种或替代土地出让金。

  二是两地的房产税改革试点尽管在制度设计上有差别,但都遵循了一个思想,即保护大多数人既得利益,改革只涉及少数人。重庆房产税征收范围只涉及约10%的人群,主要针对高端房产业主和炒房客,并不针对普通社会公众。同时,两地都考虑个人的住房需求,给予免税面积扣除。这种定位主要是发挥房产税的调节作用。也正因为这一点,房产税在上海和重庆的试点没有在实施中引发社会震动,没有受到社会公众的抵制。此外,由于纳税人数量少,也能够实现较高的征管质量,重庆市在个人住房房产税上实现了97%的征缴率。房产税改革未来在全国范围推广,也同样需要采取这样的定位策略。

  总之,在现阶段,中国特色的非经营性房产税只能是个人住房调节税,也可以说是住房消费奢侈税。即房产税只能是对少数人拥有的非经营性住房(包括自住和闲置的房产)征收,或者说是对富人拥有的多套住房和高档住房征收,而不能把人均收入水平比中国高十倍的发达国家的做法搬到中国来,对有房产的人普遍征收。

  房产税改革方法

  未来的房产税改革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不要继续推进房产税改革?

  按照国内在税制改革上的先行试点和稳步推进的做法,上海和重庆两地的改革试点就是要为未来房产税在全国施行积累经验。应当说,房产税未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方向是明确的。问题在于这个过程将持续多长时间,此事不宜久拖不决。

  在现阶段结构性减税的政策大背景下,理论上不应该实施更多的增税改革。但如果将房产税定位为个人非经营性住房调节税,征收范围限定为房产拥有大户,同时,将其税收收入用于保障房建设,这样的增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不矛盾。财政部在《关于切实做好2012年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资金安排等相关工作的通知》中,已经明确提出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地区取得的房产税收入,要专项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为保障房筹集收入的增税和减轻低收入群体负担的减税政策之间是一致的,一方面保证了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地方政府滥用税收收入的可能性,更能够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在将房产税定位为个人非经营性住房调节税的前提下,有必要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房产税改革。

  第二,如何继续推进房产税改革?

  一是在推进改革的路径选择上,是继续选择国内有条件的地区进行试点,还是一次性在全国全面推行。两种方式都有其优缺点,继续在部分地区试点,符合分步推进房产税改革的策略,更为稳妥,但不公平;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有利于加快房产税改革步伐,尽早发挥其调节作用。如果经过评估,房产税改革不会引致新的公共风险,就应当尽快在全国统一实施。目前这种靴子不落地的拖延状态,其实副作用很大,而且拖延时间越长,其副作用越大,公众对税收的焦虑和不安情绪就会越来越严重。这扩大了社会预期的不确定性,不利于住房制度长效机制的建设。

  二是在改革方式上,是保留目前重庆和上海实施不同房产税制度的模式,还是选择全国统一的房产税。两种方式同样各具优缺点。允许各地自行制定房产税制度,会导致全国出现多种房产税制度,可能会由于其间差别过大造成对纳税人的不公平。但从税权下放的角度看,赋予地方必要的税政管理权限是税制改革的方向之一。由于各地在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房产税作为地方税,可以考虑选择房产税作为税权下放试点,中央做框架性的统一立法,把此税种的部分立法权交给地方,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房产税的具体实施细则。

  结合前面对中国房产税的定位,在改革方式上应适当给地方分权,考虑让地方有更多的选择。重庆、上海的房产税试点有两条重要经验:其一是让地方自主选择,可以因地制宜制定方案;其二是让实践来说话,不事先下结论。下一步仍可采取这样的方式。这样做,留有余地,即使有问题,中央也可以去纠正。如果地方有积极性,也可以报中央同意后自主实施。

  三是房产税的配套改革。作为房产税改革顺利实施的保障,在两地试点改革经验基础上,对有关房产税征收涉及的产权确定、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征税方式、程序等征管技术问题和其他相关制度建设,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四是房产税改革需要统筹考虑。房产税涉及房地产税制、房地产税费制度、地方税体系以及整个税制,其改革还不能就房产税论房产税,对其改革设计应放到整个税制中来统筹综合考虑,以便于未来有关房地产不同环节税收的协调、房地产税制的合并和房地产税费制度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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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民企应在“一带一路”中发挥作用】

来源:新浪网

时间:2018-02-01

链接: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8-02-01/zl-ifyreyvz8173531.shtml

  从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外部其他环境看,都到了中国经济开放到了一个更高层次走出去的阶段。人口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使工业化提前结束,制造业产能趋于过剩。现在很多民营企业有资金,有产能,干什么,投什么,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成了比较大的问题。包括国有企业,一些制造业产业也是相对过剩。

  从国外看,东南亚、南亚、北非、中亚这些国家的工业正在步入中期阶段,甚至北非国家都是初期阶段,我们很多产业转移到那个地方正是他们整个发展阶段需要的。当年日本、韩国、特别日本也向我们工业化初时转移了一些钢铁、机械、耐用消费品制造等产业。包括他们的装备,甚至有些国家将其过剩的拆下来的装备转移到中国,而对于我们来说,在那样一个阶段,还是先进的。

  从目前的国际环境的变化看,贸易保护主义蔓延,国家唯我主义盛行。我们也需要通过实施“一带一路”规划,通过企业走出去的方式,比如投资第三方建厂,转口贸易,把产品卖到发达国家市场去,在发达地区投资建厂,规避高关税。

  国内外经济的转型,需要民营企业走出去, “一带一路”规划,给中国民营企业的走出去发展带来了许多建厂、工程、服务等等多方面的机遇。比如,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就给民营企业提供了许多建设工程、装备供给、工程服务等方面的机遇;比如,一些人口集中、交通方面的地区,给中国民营企业投资建厂兴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而中东丝绸之路带沿线一些国家战后油气田、城市、交通和其他设施的恢复,也给民营企业的参与,带来了很多机遇。

  从我们国家来看大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高铁、高速、火电站、水电、电网、油气管道等建设,互联互通都是大型的央企在主导从事,民营企业参与配合。然而,交通基础设施建成了,能源管道形成了,电站电网建设了,必须得有制造业企业在路上跑车,在生产中用能源,需要交通能源基础与产业发展同步平衡推进。否则,光有能源交通等基础部门,没有产业部门,也就没有“一带一路”的综合经济效益。还有,许多国家,要发展的他们的农业和矿业,缺乏资金、缺乏装备、缺乏管理,需要中国企业去投资,去合资或者独资,建厂兴业,促进这些领域的发展。这也是中国民营企业的机遇。

  在做产品、做产业,扩大市场方面,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有它的特殊的优势。许多民营企业,本来就是做制造业的,特别是做消费品制造业的。它们对哪投资合适,哪有市场,怎样营销,如何开拓市场等等,都较为灵敏;而且预算硬约束,委托代理关系清晰,风险容易得到控制。比如,目前从产业来看,钢铁和水泥等产业,民营企业向国外转移的多,而国有企业向外转移的少。

  “一带一路“也给民营企业带来一个投资和资产重新配置的机遇。过去赚了钱的民营房地产企业、煤矿企业、钢铁企业,它的资产需要重新进行配置。一个选择就是走出去,到国外去扩大自己资产和资源配置的空间和领域。也给民营企业国际化提供了一个机遇。

  许多民营企业过去一直在国内做的很好,也赚了钱,但是国际市场上怎么拼法,怎么打法,资产结构如何配置,股份结构如何设计,治理结构如何安排,投资和母公司对在外入股公司和子公司如何管控,包括投资决策、建厂投产、市场营销如何进行,有没有在国际市场上打拼的人才等等?需要在“一带一路”走出去的过程中进行提升,从本土企业,变成国际化的企业。

  所以说,实施“一带一路”规划,给民营企业更高层次的发展,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多的资源配置机会带来了机遇。

  我们从“一带一路”的研究来看,仔细做了一项南路和北带的区别,很多人觉得“一带一路”开始就是陆路上的,过去丝绸之路,后来才是海上丝绸之路。我们研究了以后,路上的丝绸之带它的特点是什么,人口比南部要少,尤其油气资源比南部分布比较集中,属于资源型的带,但是市场比较狭小。另外一个运输成本比南线海路要高,这是北带的一些特点。南路整个沿线有东南亚,有南亚,有西北亚、北非,一直到地中海,整个都是人口密集带,而且海运的成本非常低。

  当然它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海港,运输工具是海船。民营企业在投资和项目选择时,中亚这些地带的工程项目和产业项目风险可能比较大,但是利润也有可能比较高。

  已经走出去的民营企业肯定有自己的酸甜苦辣,肯定有自己的感受,国有企业也有大量不平凡的案例。还没有走出去而准备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可能要注意这么一些方面的问题:一是市场和资源的风险。我们研究许多国有企业大量的损失就是在市场的趋势把握不准,特别大宗资源产业性投资。比如石油,在原油价格100多美元的时候收购了一个油田,而价格下降幅度较大,亏损相当大。这就是没有深入分析市场走向会怎么样,价格走向会怎么样。并购一些资源型大中项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风险。

  还有买了油田,它的道路条件,运输条件,港口条件等等,没有道路和港口,资源就运不出来。于是,也存在着风险。另外就是当地政府运作和体制的风险,比如准入有什么条件,如何监管,腐败是不是严重等等。到中亚一些国家,或者非洲一些国家,货币结算不是人民币的货币,赚了利润可能不能汇出,有的限制汇出利润。你如果在当地再投资还能投资什么?当然,还有文化、宗教方面的风险。还有劳工、法律、环境包括历史文化这些方面的风险。劳工合同问题,最低工资问题等等。比如,原来有的国家中投资建设的大的水电站,政府和民间以影响环境为由加以影响,不得不停止建设,损失也很大。

  我们有的投资商到某国购买一个建筑物,花很多钱,准备装修或者推倒重建,按照历史文物建筑有关法律,发现再利用不划算,只能赔钱放弃。也就是说,民营企业走出去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

  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大的企业或者投资者,碰到三个问题。

  第一是管控问题,投资者或者是投资公司或者母公司对外边的分公司或者被投入的公司如果管控不力,会发生委托代理理论中讲的道德风险和内部控制问题。国内国有企业,包括民营企业,万一这方面有什么事,还可以找纪委、监察、公安、检察等部门防范或者解决。但是在国外,或者没有,或者不便利不熟悉,甚至有偏向性。如果不好好设计母公司或者是投资公司对于外部公司的管控体系,这些风险就防范不了。甚至可能会发生和当地人合伙起来,形成道德风险和内部人控制方面的难题。

  第二个是股权结构问题。民营企业,小企业自己跑出去看市场,不存在委托代理链较长形成的内部人控制。因为自己掌握,或者自己儿子掌握。但是大公司有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股权结构集中,由执行层决策或者经营,可能会信息利益不对称,没有设置其他更有能力的股东形成有效地监督,监管不能搭便车。

  公司股权结构方面,到很多国家不可能是独资公司,很可能有是限责任或者股份公司,有的是合伙制的。给当地人多少,把什么投资者拉进来。我举个例子,我看到国有企业两个极端的情况,一个是搞了个独资的公司,第二个把其他多个国家和多个投资者的资本,都吸收进来,搞了一个股份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

  比如公司可能遇到成本或者招标问题的时候,很可能有的国家和有的投资者对成本支出看得较紧,工程成本怎么计算出来的,浪费一分钱,他都要表态举手。比如有些国家的投资者当项目遇到当事国一些势力的反对等问题,他们可能就寻求本国政府和外资部门的资源,与当事国政府进行协调。

  总得来看,跨国公司一般都是要吸收国际上的其他资本,不一定我独家的,我自己的钱,我自己办的公司。我们要形成股份合理的现代跨国公司走出去。甚至现在发展到成为世界跨国现代公司,什么国家的股份都有,看不出是A国的跨国公司,还是B国的公司。

  另外就是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执行层等等这些,治理结构的科学化、本土化等都非常重要。

  民营企业我个人认为,比如到外边闯荡的时候,第一要抱团出去,协会来指导,我看江浙商会或者类似这样的协会给他们进行协调,协调所在国的商会,这样出去就比较顺利一些。第二是和国有企业相配合,业务上的联系,或者产业上的分工协作走出去。有些央企走出去,有总承包,从设计、工程、售后服务等系列链,民营企业看看在哪个环节能参与。另外我觉得现在混改,最好的机遇就是国有企业走出去,民营企业走出去这个环节混改,比国内混改效果还要好,容易一些。因为许多国家设立公司,国有独资企业受到限制。我们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参与,在外边形成混合所有制的跨国公司,最利于在国际上竞争。

  走出去的企业,要有好的体制,国际范围也是一样。大的体制机制是:政府“一带一路”规划指导,政府各个部门协同,跨国公司或者是其他类型企业为主体,世界市场来调节,国际规则来规范,这就是整个民营企业包括央企,包括国有企业走出去的一种运行机制。

  要提醒一下的是,民营企业走出去,投资项目,一定要认真做可行性研究。我们发现,无论国企还是民营企业走出去,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投资可行性研究方面舍不得花钱,特别民企,许多企业家更是舍不得花钱。然而,有的项目投下去,全部没了。你损失了几千万,损失了一个亿,甚至数十亿,可能就是舍不得那几十万或者数百万的可研钱。

  还有就是一些企业家,很自信,凭着自己的感觉走,拍脑袋决策。太自信,听不到不同的看法,或者听不进与自己不同的见解,或者没有人给你讲不同的见解,都说你的决策很英明,这也就离大失败不远了。民营企业一定要找能做真科研的机构,一定不能做个假科研去银行贷到款或者能争取国家政策。一定不能这么干。国有企业有的时候可以这么干,因为,投资损失了不用决策者承担。但是民营企业的资产是你自己的,花点钱聘点能真搞科研的机构,做一个认认真真的科研,避免法律、市场、资金链断等一系列的风险,是走出去过程中必须做的功课。

  最后我要讲一下民营企业走出去,特别是一些大中型民营企业走出去,一定要考虑中国的国家利益。一是你的对外投资,对国内经济要有带动作用,比如产业关联、分工协作,带动国内产业发展。第二是你投资的项目,国民收入要回流,不能产业转移走了,钱转移走了,人移民了,这个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没有什么作用,甚至是有害的。

  即使产业转移过剩,就在国外搞了一个跨国公司,但是国家希望利润回流,这是民营企业走出去应当遵守的一个底线。可能做的很大,把利润留在外面了,转移到避税的地方了,投资和存在国外的基金和银行里了。这样的走出去,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利。中国希望民营企业走出去,民营企业和央企有很大互补和竞争优势,中国希望我们的民营企业在国外发展和壮大一批现代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与狼共舞,增强我们的国力,增强我们国民经济在市场竞争,这是希望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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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收入分配是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

来源:新浪网

时间:2018-02-01

链接: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8-02-01/zl-ifyrcsrw4057511.shtml

  截至2017年三季度末,包括居民、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中国实体经济杠杆率由一季度末的237.5%增加到239%,上升了1.5个百分点,总体态势趋稳。与此同时,居民和非金融企业部门间出现了杠杆转移:三季度与一季度相比,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2.5个百分点,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则下降2.9个百分点,表明杠杆率内部结构有所改善,杠杆率风险有所下降。

  我们将上述杠杆转移视为风险减缓,原因在于:不同部门、不同主体的负债能力与运营效率不同,从而承担风险的能力也大相径庭。比如,政府部门信用高,掌控的资源多,负债能力强,如果杠杆率由居民或企业向政府转移,国民经济总体风险便趋减弱;与国际比较,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相对较低,从而,在一定范围内,居民适度加杠杆也能降低总体杠杆率风险。

  这样,政府与居民部门加杠杆,就为企业部门去杠杆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同样,在企业部门,若能推动低效率企业去杠杆、高效率企业加杠杆,亦能保证在总杠杆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杠杆风险降低。所以,讨论中国债务(杠杆)风险,不仅应关注债务(杠杆)的总水平,更应当分析其部门结构及变化,否则可能有失偏颇。

  居民部门:加杠杆较快,风险微升

  居民部门杠杆率依然延续上升趋势,从2017年一季度末的46.1%上升到二季度末的47.4%,直至三季度末的48.6%,累计上升了2.5个百分点。

  需要警惕短期消费信贷蜕变为变相房贷所带来的风险。截至2017年三季度末,居民部门贷款余额为39.1万亿元,同比增长23.1%,远超全部银行贷款12.6%的增速。其中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为21.1万亿元,占总贷款余额的54%,同比增长了17.7%

  住房贷款的增速低于居民总贷款增速的事实告诉我们,住房贷款并非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的主因,关键是短期消费贷款余额增加过快。2017年前三季度短期消费贷款余额增加了1.5万亿元,同比增速达38.1%,相比2016年同期仅增加0.8万亿元的低水平,这一增长势头值得关注。特别是在房地产调控趋严、按揭贷款额度受限后,部分居民或以短期消费贷款的名义套出资金实际用于购房,“房抵贷”、“首付贷”等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的可能性增加,其对房地产市场的边际影响很大,不可小视。

  短期消费信贷的快速增长,既与市场需求相关,也与供给相关:一是基于零售业务的战略转型,商业银行和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多数拥有银行背景)开始越来越多地从事为个人提供消费贷款的业务;二是消费金融类资产支持证券(ABS)近两年发展迅速,已成为中国资产证券化市场第三大资产类型;三是金融科技迅速发展,带动依托于互联网金融平台的消费信贷的发展。

  由于短期消费信贷与按揭贷款的性质不同,其利率与风险也大于按揭贷款,目前不少消费信贷是通过授信、向用户提供现金贷款的形式投放,特别是互联网金融平台提供的无担保、无抵押的信用贷款,更放大了未来可能的违约概率。然而,我们预计,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回调及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进一步发酵,居民部门杠杆率的上升态势可能趋缓。

  企业部门:杠杆率下降,国企去杠杆成效不彰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从2017年一季度末的157.7%下降到二季度末的156.3%,三季度末进一步降至154.8%,累计下降了2.9个百分点。由于金融监管还存在将企业表外负债向表内转移的效应,企业实际杠杆率下降幅度可能会比我们估算的数字更大一些。2017年上半年企业部门杠杆率下降的主因是企业债出现负增长,社会融资规模中企业债券融资在2017年前两个季度皆为负值。这主要是受到了金融监管加强后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影响,同时也映射出实体经济仍在下行的事实。

  虽然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总体在下降,国企去杠杆成效却不明显。从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来看,非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52%,低于平均水平,而国有工业企业达到61%,仍处于高位。从负债与营业收入的比例来看,国有企业也远高于非国有企业。可见主要债务偿付风险集中于国有企业。此外,国有企业总债务占全部非金融企业债务的比重自2015年起呈现较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且仍在上升。

  政府部门:杠杆稳定,或有上升压力

  政府总杠杆率从2017年一季度末的37.7%上升到二季度末的37.8%和三季度末的38.1%,累计微升0.4个百分点。其中:中央政府杠杆率从一季度末的15.7%上升到二季度末的15.8%和三季度末的16.1%,上升了0.4个百分点;地方政府杠杆率连续三个季度维持在22%的水平。

  2017年上半年政府债券发行速度减慢是政府部门杠杆率增速较慢的主因。需要指出的是,PPP取代传统的融资平台模式,成为地方融资的“新宠”,其蕴含的风险值得关注。PPP项目的资本规模从2016年初的8万亿元增长至2017年二季度末的16.4万亿元,仅2017年上半年就增加了1.8万亿元。在全部项目中,已经进入实施阶段的有3.5万亿元,占将近五分之一。

  由于PPP的出资方包括政策性银行、政府基金、私人资本和国有企业等,但项目主体通常由政府控制,须提防地方政府继续提供隐性担保的可能。我们的研究显示,在PPP项目中,真正有民间资本参与的比例不足10%,即最具关键意义的社会资本形同虚设,这可能使PPP蜕变为地方政府增加隐性债务的手段。

  要从根本上改变信贷驱动增长模式

  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金融结构中客观存在杠杆率上升的潜在动力,要根除之,必须改变传统的信贷驱动增长模式。这就需要对经济增长方式和金融结构进行彻底改革。

  国际经验显示,依靠信贷驱动增长并非中国独有的发展模式。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金融自由化以来,信贷(以及与之相关的房地产)驱动增长已经成为全球性现象。正因为如此,以信贷与房地产周期为核心的金融周期逐渐在全球的经济周期运行中占据主导地位。

  摆脱信贷驱动增长模式,需要从两方面入手。在实体经济层面,需要彻底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在金融层面,则须彻底转变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这里的机制是:只要增长以投资为主,在金融结构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信贷驱动就属必然,从而带来杠杆率的不断攀升;倘若转变到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则增长的关键将转变为收入分配而不是信贷增长。

  在这方面,我们特别需要汲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本世纪初,美国收入差距扩大、收入支撑消费乏力,经济增长低迷。为了刺激经济,美联储开启信贷刺激闸口,依靠“次贷”刺激经济。表面上看,穷人靠贷款也能买得起住房,收入分配恶化的局面因“资产型储蓄机制”的启动得到缓解,房地产市场因此也出现了5年左右的繁荣,并带动了整体经济增长。

  但是,在金融市场上,由于资产泡沫迅速膨胀、杠杆率急剧攀升,最终引发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危机的泥潭。美国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切实改善收入分配并辅以金融结构改革,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增长由投资驱动逐步转换为消费驱动,也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信贷驱动的增长模式,抑制杠杆率上升、全面降低金融风险才有机制保证。美国次贷危机殷鉴不远,我们切不可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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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热点新闻】

【央企新增混合所有制企业逾700户 引入社资超3386亿】

来源:财经网

时间:2018-02-01

链接:http://economy.caijing.com.cn/20180201/4402322.shtml

    131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媒体通气会。会上,国务院国资委产权局副局长郜志宇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企业持续大力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到2017年年底,中央企业各级子企业,包含98家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基本上完成了公司制改制。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企业引进各类社会资本实现了混合所有制(统计口径为资本层面引入了非公资本的企业,如果某企业开展了混改,则其下属企业均统计为混合所有制企业)。

    中央企业产权登记数据显示,2013-2016年,中央企业及各级子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由65.7%提高至68.9%。初步统计,2017年中央企业新增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超过700户,其中通过资本市场引入社会资本超过3386亿元。总体上看,中央企业在产权层面已与社会资本实现了较大范围的混合。

    郜志宇表示,总的来看,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呈现几个特点:从企业类别看,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混合程度最高,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达73.6%,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次之,占比为62.6%,公益类企业最低,占比为31.1%;从行业分布看,房地产、建筑、建材、通信、矿业等五个行业企业混合程度较高,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分别为88.3%86.3%78.3%77.9%76.8%;从企业层级看,层级越低混合程度越高。

    资本市场作为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平台,不仅解决了定价公平问题,也为各类资本提供了便利的退出渠道。因而,在围绕资本市场建设方面,国资委也在逐步探索。

    据国资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国资委已初步完成了对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相关制度的梳理、修订,将进一步提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及其国有股权流转的公开透明程度,更好的为各类投资者通过股票市场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公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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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桶油年度工作会议:呈现出上游扩张下游转型共同点】

来源:新浪财经

时间:2018-02-01

链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8-02-01/doc-ifyreuzn0865590.shtml

  131日,中国石化(7.160, 0.08, 1.13%)2018年度工作会议在京闭幕。至此,中国三大石油公司——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的年度工作会议均已落下帷幕。

  中石油强调上游产量“硬增长”、下游炼化转型升级;中石化则强调了上游“稳油增气”、下游建设先进产能;中海油则强调持续降本增效,打造具有成本和规模竞争优势的上游业务板块——整体呈现出上游扩张、下游转型的共同点。

  无论是深化改革,还是不同业务板块之间的调整,都基于从2017年开始至今出现巨大变化的外部环境。

  国内来看,在连续两年中国原油产量出现下滑、成品油消费出现低增长的情况下,2017年天然气消费生产迎来爆发;炼化方面,持续扩产的地炼挤压“三桶油”的市场份额,迫使他们寻找转型空间。

  国外来看,国际油价从2017年中开始持续上涨,今年初一度站上70美元/桶的三年高点;国际石油公司的资产调整逐渐步入尾声,新一轮投资正逐步开始。

  于是,2017年成为石油公司们的“翻身”年。中国石油(9.000, -0.01, -0.11%)601857.SH)预计2017年年度实现130亿-160亿元的利润,同比增长165%-203%。中石油表示,在2017年的基础上,2018年要继续实现业务增长。截至131日,其他两家尚未发布业绩预告。

  专业化重组+混改

  20175月印发的《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深化国有油气企业改革,充分释放骨干油气企业活力;鼓励具备条件的油气企业发展股权多元化和多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推进国有油气企业专业化重组整合,支持工程技术、工程建设和装备制造等业务进行专业化重组。

  在《意见》的指导下,中石油于2017年下半年实现油服板块的专业化重组,具体是:组建中国石油集团技术油田服务有限公司,将旗下8家油服公司和数家研究院整合,并设立直属的国际事业部。

  据公开信息,新组建的油服公司近三年的营收都维持在1000亿左右的水平。按照目前的国际排名,油服公司是仅次于斯伦贝谢和哈里伯顿的第三大油服公司。成功组建后,不排除有择机上市的可能。

  在此次工作会议上,中石油集团董事长王宜林就强调,着力抓好管理体制改革和专业化重组整合、着力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中石化方面,早在2014年就开启的销售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终于有了下文。4月,中石化发布公告,将于2017年内择机于境外上市。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此前获悉,销售公司将选择香港上市。

  不过,有消息人士告诉记者,因各种原因,上市进程有所搁浅,具体时间尚不能估计。作为中石化旗下重要资产,销售公司如在2018年实现上市,将是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一步。

  中石化集团总经理戴厚良在工作会议上表示,要研究完善公司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方案。保持改革措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对于市场而言,最令人瞩目的就是“三桶油”管道公司重组。按照上述《意见》要求,应分步推进国有大型油气企业干线管道独立,实现管输和销售分开。

  “管网分离大概要三步走,第一部是财务分离,第二部是经营分离,随着管网信息公开和销售运营独立,目前前两步已经算实现。”一位石油公司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第三步就是产权分离,这一步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不会一蹴而就。”

  上游扩张+下游转型

  因各自业务结构区别,三桶油在各自业务指标的制定方面,均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但基本呈现出上游扩张、下游转型的共同点。

  其中,作为中国国内油气产量当量最大的石油公司,中石油在2018年提出的上游业务目标,则是各个主要产量指标的硬增长。

  王宜林要求,立足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优化油气两条业务链运行,提高油气产品供给质量和效率,实现油气保障量硬增长、主要成本硬下降、市场份额基本稳定、经营效益明显提升。

  但这一要求挑战不小。依据最新的统计数据,2017年前三季度中石油的原油产量同比下降5.24%,降幅较大。

  “原油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原油价格上升导致的海外项目分成减少。”一位能源行业分析师告诉记者,“在2018年油价基本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产量硬增长的途径,就只有扩大上游投资,包括勘探开采和海外收购。”

  但是,在连续数年的海外并购和国内勘探开发投资停滞后,中石油能否在2018扩大投资并顺利实现产量回升,还是未知数。

  中石化方面,戴厚良要求油田板块围绕稳油增气扩大优质资源为目标,抓好顺北、塔河等原油产能建设工程;抓好涪陵等页岩气产能建设,加快天津LNG项目投产。

  “上游业务方面,两大公司资源禀赋和业务模式不同,具体的产量指标会有所区别。”对外经贸大学教授董秀成告诉记者,“2018年总体不排除逆转连续两年的下降趋势,但产量的增长非常有限。”

  中海油集团董事长杨华则表示,着力推进提质增效,打造具有成本和规模竞争优势的上游业务板块。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链整体抗风险能力,并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下游板块方面,三大石油公司均强调将推进炼化板块转型升级。中石油方面,要求专项研究炼化业务转型升级;中石化方面,则将围绕应对竞争建设先进产能,探索海外炼化一体化。

  “所谓的转型升级,就是调整产品结构,增加高端化学品的比重,降低汽柴油产量比。”一位央企炼厂负责人告诉记者,“相应会有更多的装置投入,不过具体的增量目标还需要研究,这一趋势将会在2018年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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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改气不会止于2018年 五大燃气公司谁是最大赢家?】

来源:新浪网

时间:2018-02-01

链接: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8-02-01/doc-ifyremfz3012550.shtml

  “煤改气”工程的推进,正逐渐成为中国五大燃气公司业绩增长的关键。

  包括昆仑能源(00135.HK)、新奥能源(02688.HK)、华润燃气(01193.HK)、中国燃气(00384.HK)和港华燃气(01083.HK)在内的五大燃气公司,对于“煤改气”业务的争夺,主要体现在前期的接驳和后期的天然气销售两大方面。

  得益于接驳业务的迅速增长,中国燃气去年共获得了210万户“煤改气”订单,成为五大燃气集团中的利润增长幅度最大的燃气公司。据中国银河(11.430, -0.25, -2.14%)证券报告预测,2017年中国燃气将实现营业收入256.35亿元,净利润33.35亿元,同比增长约53%

  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燃气的接驳用户数达256万户,其中约40%为当年新增接驳用户,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六省乡镇地区。

  接驳业务,意即天然气管道进入新建用户的安装业务。该业务产生的费用为接驳费,俗称初装费。

  日本第一大券商野村证券128日发布报告称,“煤改气”接驳费将占中国燃气2017年毛利的45%,高于新奥能源的43%和华润燃气的34%

  在五大燃气集团中,排名第二的为华润燃气。2017年上半年,其实现净利润约16.8亿元,同比增长8%;营业收入为141.4亿元,同比增长14.8%,仅次于营业收入为400.78亿元的昆仑燃气。去年上半年,华润燃气新增居民接驳用户129万户,燃气总销量同比增长21.7%

  与中国燃气不同,新奥能源业务不仅包括城市燃气,园区能源、交通能源和分布式能源也是其主要业务。城市燃气在其营业收入中的占比约为三分之一。

  2017年,新奥能源新接驳用户目标数量约为20万户。截至20176月底,新奥能源累计接驳管道燃气(包括天然气)的住宅用户达到约1509万户,上半年共接驳9650个天然气工商业用户。

  2017年上半年,新奥能源实现营业收入214.24亿元,同比增长37%,业务毛利率18.1%。其中,工商用户天然气销售量收入占比达58.2%

  港华燃气的新增接驳用户数比较接近于新奥燃气,用户范围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2017年上半年,港华燃气接驳费收入为6.13亿元,同比增加3%,新增综合接驳客户达19万户;综合售气量达11.56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25%

  在五大燃气集团中,预计2017年业绩增长幅度最小的为昆仑能源。昆仑能源2017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实现收入400.78亿元,同比增长19.07%;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为24.19亿元,同比增长0.42%

  中国政府在2013年首次提出“煤改气”工程,要求将燃煤锅炉改造为燃气锅炉,以减少大气污染。去年8月,环保部发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下称《攻坚行动方案》)。“煤改气”进入超快车道。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共计2+26个城市,被列为污染治理重点地区,也被列为北方冬季清洁取暖规划首批实施范围。

  《攻坚行动方案》中,河北省改造任务为,在2017年完成“煤改气+煤改电”合计180万户。

  在层层加码的行政指令和巨额财政补贴强力推动下,2017年华北地区“煤改气”、“煤改电”大大超出原计划,11月入冬后很多地方陷入无气可用、无暖可供的窘境。

  今年127日,河北省发改委发布《关于抓紧送报天然气储气设施项目名单的通知》称,除2017年结转的农村煤改气任务外,河北省2018年原则上不再新增农村煤改气和燃煤锅炉煤改气。这意味着河北省将在今年严控发放新的煤改气改造指标。

  据国信证券(11.480, -0.25, -2.13%)煤改气报告称,河北省拟在2018年底将“煤改气”通气用户总量控制在300-350万户之间。

  中国燃气协会一位管理层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河北的“煤改气”进程不会止步。

  “随着鄂安沧线等新增天然气管网干线的投产,河北省沧州等地的‘煤改气‘新增指标预计在2019年迎来回升,华北地区煤改气市场规模最高可达4000-5000万户。”告诉界面新闻记者,随着天然气管网的不断建成,“煤改气”还有一定发展的空间。

  去年1214日,河北省住建厅燃热中心主任焦世清表示,2017年河北省共完成煤改气改造231.8万户,其中通气213.4万户,留待2018年结转18.4万户。

  “华北地区的‘煤改气’业务依然会持续增长,通知不会影响到已签约的煤改气改造合同。”上述人士表示,除河北省外,包括山西、山东、天津和河南在内的华北用气大省,已签订的“煤改气”合同主要集中在2018年开展。

  “在煤改气后期,即天然气设施建成运行几个月后,以天然气销售业务为主导的燃气公司优势会慢慢凸显出来。”上述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称。

  河北省发布的上述《通知》,对省内天然气储备提出了具体要求,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在2019年供暖季前形成至少不低于保障本行政区域3天需求量的应急储气能力;城镇燃气企业、不可中断大用户要求在2019年入冬前达到其年度合同销售量或用气量5%的天然气储备要求;天然气上游气源企业和LNG接收站要求加快实现10%的储气能力。

  上述人士同时表示,作为中国石油(9.000, -0.01, -0.11%)天然气集团公司(下称中石油)天然气最大终端平台,昆仑能源拥有的天然气上游业务负担较重,短期内难以开展其规模优势。

  据《大公报》消息,20176月,昆仑能源主席兼执行董事黄维和表示,昆仑能源有意将上游业务出售,但未有详细计划与时间表,并期望年内完成资产配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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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两年亏损近50亿元 或面临退市风险】

来源:新浪网

时间:2018-02-01

链接: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gsnews/2018-02-01/doc-ifyreyvz8096541.shtml

  继2016年亏损26亿元之后,中国船舶(600150.SH2017年的业绩也不尽人意。

  130日,中国船舶发布业绩预告称,2017年净利润预计亏损22亿-25亿元。加上2016年的26.07亿元亏损,中国船舶近两年累计亏损将近50亿元。根据有关上市公司规定,若审计后的2017年净利润仍为负值,公司连续两年亏损被确认,中国船舶股票将在2017年年报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告。

  作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船集团)旗下民用船舶业务上市平台,中国船舶于200781日由沪东重机股份有限公司更名而来。当年10月,中国船舶股价突破300/股,成为当时两市第一股。

  中国船舶的公告显示,船舶业务总量同比减少以及毛利率无明显提升是公司利润大幅减少的重要原因,同时,海工市场低迷造成的资产减值以及财务费用增加,也加重了中国船舶的财务负担。

  126日,中国船舶宣布将计提2017年共25.74亿元的巨额资产减值准备,其中,子公司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下称外高桥)对其海工产品预计计提相应资产减值准备14.43亿元,涉及11座自升式钻井平台、4艘平台供应船以及其他海工及船舶产品。此外,子公司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下称中船澄西)也预计计提存货和长期应收款减值准备1.6亿元。

  由于造船市场持续低迷,中国船舶已连续两年宣布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2017年年初,中国船舶曾宣布超过37亿元的2016年计大额资产减值准备,其中仅外高桥造船一家就宣布对其海工产品预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1.6亿元。

  财务数据显示,2016年和2017年前10个月外高桥造船分别亏损27.3亿元和19.9亿元,综合近两年的情况来看,外高桥造船已经成为中国船舶最大的“负担”。

  为减轻财务负担,降低资产负债率,中国船舶在126日宣布引入八名投资人以债权或现金的方式向外高桥造船和中船澄西增资54亿。同日,中船集团旗下军工资产上市平台中船防务(26.660, 0.00, 0.00%)600685.SH)也宣布实施48亿元债转股项目。

  近年来,受到国际船舶市场深度调整的影响,“融资难”“交付难”“盈利难”成为造船企业不得不面对的困境,中国船舶的净利润也一路下滑,并在2016年降至最低点。

  2017年以来,随着航运及造船市场的缓慢回升,中国船舶的经营状况有所改善,但仍未实现扭亏。中船集团的数据显示,全年民船海工接单同比增长42.3%,承接载重吨位和合同金额分别完成年度计划目标的158.4%173.4%

  此外,中船集团旗下非船业务上市平台中船科技(12.360, -1.13, -8.38%)600072.SH)于130日发布公告称,2017年,公司预计扭亏为盈,实现盈利2800万元。



【西藏旅游年报预亏7800万元 两年连亏面临退市风险】

来源:新浪网

时间:2018-02-01

链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8-02-01/doc-ifyrcsrw3168656.shtml

  随着时间进入2月份,不少上市公司开始披露年度业绩情况,《证券日报》记者发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少上市公司年度业绩情况出现了“变脸”。

  130日晚间,西藏旅游发布2017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显示,公司2017年年度业绩预计亏损7800万元左右,上述消息一出,131日,西藏旅游直接跌停,截至昨日收盘,报收每股16.76元。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西藏旅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也亏损了9512.41万元,为此,西藏旅游同时表示,如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后的净利润为负值公司将连续两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在 2017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业绩大“变脸”

  130日晚间,西藏旅游发布2017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显示,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7年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800万元左右。上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也亏损了9512.41万元。

  对于业绩亏损的原因,西藏旅游表示,2017年,公司主营业务板块的营业收入整体实现一定恢复性增长。然而,公司阿里神山圣湖景区受边境局势等因素影响,景区游客接待人数和营业收入不及预期;新投入运营的喜玛拉雅·巴松措度假酒店和喜玛拉雅·拉萨酒店尚处于推广培育期,暂未对营收增长实现有效贡献;2017年内,为加强鲁朗花海牧场景区的宣传推广,公司与景区管理局开展了免费赠票等联合推广活动,游客人数获得恢复性增长,但营业收入增长不及预期。

  同时,边境口岸开放受限、拉萨至林芝高等级公路完工进度不如预期等因素,对公司景区游客接待和收入增长所形成的瓶颈依然较为严峻。

  基于上述因素的影响,公司2017年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

  事实上,对于全年业绩亏损的情况,公司早在此前发布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全年业绩预测情况就有预测,西藏旅游2017年三季报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

  当时西藏旅游就表示,受政策性影响延续、财务成本增加、边境形势及市场环境的变化,均对公司主营业务板块的收入和利润产生较大影响,四季度作为传统旅游淡季,各主营业务板块均难以实现有效的营收贡献,在前三季度净利润为负的情况下,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仍可能为负。

  面临退市风险

  除了发布预亏公告外,130日晚间,西藏旅游还发布了关于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称,由于西藏旅游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仍将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后的净利润若为负值,公司股票在2017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消息一出,资本市场上便出现了连锁反应,昨日开盘直接跌停。

  公开资料显示,西藏旅游主营旅游景区开发与经营业务,并以旅行社、酒店、旅游客运等旅游服务业务为辅助。开发经营五大景区:林芝地区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AAAA级旅游区、巴松措国家AAAA级旅游区、苯日神山旅游区、鲁朗花海牧场旅游区和阿里地区的阿里神山圣湖旅游区。

  为扩大运营公司旗下主营景区业务,提振业绩,《证券日报》记者获悉,西藏自治区将在21日至430日开展“冬游西藏·共享地球第三极”活动,全区所有A级旅游景区免费开放,三星级以上酒店房价不高于去年同期优惠价格的50%,旅游车辆价格不高于旺季的50%,进藏航班经济舱在市场价基础上给予优惠,按标准奖励包机、专列形式组织进藏游的企业,旅行社组织500人以上包价团奖励10万元。

  不过,上述措施能否在冬季这个传统旅游淡季对公司业绩有所起色,并避免2018年业绩进一步出现亏损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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