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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动态:经济转型功能区加速扩围 2018年望成转型项目建设年

财经专家解读:楼继伟谈中国经济:能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

社会热点新闻:中央环保督察后,今年地方两会提出了这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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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8-01-30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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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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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人民币汇率中间价采取直接标价法,即100外币折合多少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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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8-01-29国际原油期货价格

美元/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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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油现货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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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桶)

涨跌额(美元)

涨跌幅(%)

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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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ef="http://oil.in-en.com/quote/list.php?cpid=2&price=Tapis" title="查询更多历史价格信息" 塔皮斯

71.80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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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ef="http://oil.in-en.com/quote/list.php?cpid=2&price=Minas" title="查询更多历史价格信息" 米纳斯

65.20

-0.90

-1.36

href="http://oil.in-en.com/quote/list.php?cpid=2&price=Duri" title="查询更多历史价格信息" 杜里

63.30

-0.90

-1.4

辛塔

63.50

-0.90

-1.4

大庆

62.60

-0.90

-1.42

胜利

62.70

-0.90

-1.42

注:2018-01-26国际原油现货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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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财经资讯】

【财经动态】

【经济转型功能区加速扩围 2018年望成转型项目建设年】

来源:财经网

时间:2018-01-30

链接:http://economy.caijing.com.cn/20180130/4401174.shtml

    转型试验区、示范区方案频出,一揽子支持政策蓄势待发

    经济转型“功能区”加速扩围

    2018年成转型项目建设年,大批重大工程将提质推进

    继全国首批12个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逐渐落地之后,2018年伊始,各地继续加码经济转型,一系列转型试验区、示范区方案相继出炉,经济转型“功能区”加速扩围。

    不少地方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也显示,以高质量发展为方向的经济转型将作为各地经济工作的主线。2018年有望成为转型项目建设年,大批重大工程将加快上马并提质推进。无论是中央层面,还是地方层面,支持经济转型的一揽子政策也蓄势待发。

    试验区、示范区方案频出

    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转型综改试验区……引领各地经济转型的“功能区”正加速涌现。

    20174月,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土资源部、国家开发银行等联合印发《关于支持首批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的通知》,确定在河北唐山、山西长治、安徽铜陵、湖南中部、重庆环都市区、四川自贡等12个城市(经济区)创建首批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

    “目前首批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工作机制逐步建立,配套文件陆续出台,政策措施逐步落实。”国家发改委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司司长周建平日前指出,山西、湖南、重庆、四川等省市已建立示范区建设省级联席会议制度,自贡、铜陵等14个城市已成立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四川等省出台了省级层面支持示范区建设的专门政策文件等。

    今年以来,一系列转型试验区、示范区方案仍在相继出炉。经国务院批复,《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本月由国家发改委正式印发。《方案》指出,加快提升济南、青岛、烟台核心地位,形成三核引领、区域融合互动的动能转换总体格局。到2022年,基本形成新动能主导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成立不久的山西省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则建立了更具吸引力的政策激励机制,制定了产业发展、招商引智、成果转化、创业孵化、资源配置、合作共建等25项系列政策和措施。

    北上广更是在竞逐新动能高地上频频发力。北京提出全力推进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上海提出要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基本框架,率先走出制造业高端发展、创新发展、转型发展之路;广东方面,除了把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作为核心区域,加快布局“一廊十核多节点”重大创新平台,沿穗莞深轴线打造高度发达的创新经济带外,还明确提出,2018年,要加快发展大数据产业,建设珠三角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重大转型项目将加快上马

    地方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则显示,经济转型仍将成为2018年地方经济工作的主线。

    比如,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坚持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深化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结合起来,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充分发挥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的战略牵引作用”“要重点抓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区”。

    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后五年,浙江将大力发展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新经济,培育发展新动能。以工业互联网、企业上云、智能化改造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在地方经济转型目标的引领下,大批转型项目将加快上马。据悉,山东已经建立新旧动能转换项目库,目前总投资达3.8万亿元的600个先期储备项目已入库。

    山西省把2018年定为“转型项目建设年”,提出以质量标准改革助力产业提质升级,抓好转型项目建设年各项工作,聚力扩大有效投资,聚焦优化投资结构,推进重大项目建设。2018年,山西拟退出煤炭过剩产能2300万吨、钢铁过剩产能190万吨。推动钢铁、有色、焦炭、食品、轻工、纺织等产业向中高端突破。

    对于各地2018年经济转型目标和路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红才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资源禀赋不同,经济转型目标大多是基于各自的相对优势,发展相关产业,没有统一标准。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志刚表示,评价地方经济转型目标应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合理性,即要和地方资源禀赋以及政府治理能力相匹配;二是可操作性,即转型升级目标比较容易转化为现实的政策和考核指标。“实现经济转型成功,应该是一种多赢的结果,即政府有税收、企业有利润、个人有收入、环境有改善、民生有保障。”王志刚说。

    在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经济学院教授苏剑看来,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是以民生为导向。这就意味着,各地的经济转型要围绕产业升级,深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得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符合中国老百姓消费升级的方向。

    更大力度政策支持蓄势待发

    记者了解到,地方层面,支持经济转型的政策仍将加快推出。广东明确提出,2018年将加快建设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和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建设,为之制定系列专项支持政策,打造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国家层面也将出台更多扶持政策。对于全国首批12个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周建平表示,国家发改委在中央预算内投资设立专项资金,支持首批12个示范区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和企业创新能力等三大领域项目建设,2018年还将继续予以支持。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国土资源部也已初步确定了在产业、创新、土地等方面的支持政策。

    国家发改委日前印发的《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建设工作指引(试行)》还明确提出,要结合地方产业和集聚发展的需求,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组建若干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并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安信证券认为,在综合试验区等政策的推动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是2018年以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主要发力方向,是补短板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更多资金流入。据证监会统计,到目前为止,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比重已经超过全部上市公司的三分之一。2016年初到现在新上市的公司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80%。而今年新增的银行贷款中,更多地投向了高端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民生领域。

    业内人士表示,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拓展速度仍将快于预期。银行的信贷投放重点,以及相应的创新融资服务等也将进一步增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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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工业增加值处于近三年最好的水平】

来源:财经网

时间:2018-01-30

链接:http://economy.caijing.com.cn/20180130/4401283.shtml

    1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17年工业通信业发展情况,并答记者问。苗圩表示,2017年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了6.6%,处于近三年最好的水平。5000万吨钢铁去产能的任务将超额完成;另外长期扰乱市场秩序的1.4亿吨地条钢去年全面出清,全国工业的产能利用率达到了77%,这也达到了5年来最好的水平。

    以下为文字实录:

    胡凯红: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出席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先生,请他向大家介绍2017年工业通信业的发展情况。出席今天发布会的还有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先生,总工程师张峰先生。下面先请苗部长作介绍。

    苗圩:

    女士们、先生们,新闻界的朋友们:

    上午好!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国工业通信业发展给予的关心支持。我先简要介绍2017年及本届政府五年来工业通信业的发展情况,然后和我的同事一起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苗圩:

    2017年,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推进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工业运行实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好于预期,信息业也保持快速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

    一年来,我们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再上新台阶,“中国制造2025”配套政策措施陆续出台,涌现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建设不断完善,新材料产业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国际对接合作不断深化,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取得新成效。

    一年来,我们推动网络强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信息网络建设扎实推进,网络提速降费力度不断加大,市场监督力度进一步加大,打击防范通讯信息诈骗成效显着。

    一年来,我们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纵深发展,推动出台深化“互联网+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大力推动智能制造,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大企业“双创”平台普及率持续提升,融合技术协同创新活跃。

    一年来,我们认真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任务,钢铁去产能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降成本补短板工作得到加强,“三品”战略实施加速消费品工业升级步伐,绿色制造工程加快实施。

    一年来,我们努力保持工业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消费驱动力持续增强,先进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步伐加快,增长新动能加快聚焦,中小微企业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工业经济运行实现稳中向好提质增效。

    苗圩:

    回顾2017年以及过去五年全国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在砥砺奋进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在于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决策部署,也离不开全行业干部职工攻坚克难、奋发进取的辛勤付出。五年来,推动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以及“宽带中国”、新材料、物联网、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等一批重大政策。五年来,狠抓落实了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政策、减轻企业负担、去产能、技术改造、质量品牌、绿色转型、提速降费等一批重大工作。五年来,集中突破了集成电路、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新能源汽车、大型飞机、5G等一批重大项目,工业通信业总体规模、综合实力、保障能力、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网络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对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支撑作用不断增强。

    以上是简要情况。下面,我和我的同事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并回答大家的提问。

    胡凯红:

    谢谢苗部长的介绍,下面开始提问,提问之前请通报一下你在代表的新闻机构。

    中央电视台记者:

    2017年工业增速达到6.6%,利润总额增速达到21%,超出预期,是近几年的最好水平,对经济增长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请问全年运行的态势有什么特点?2018年运行趋势又将如何?谢谢。

    苗圩:

    2017年我们国家工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而且稳中有进、稳中向好,质量和效益同步提升,主要的指标明显的改善,整体上形势好于预期。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了6.6%,处于近三年最好的水平,这些为工业经济的运行下一步的发展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归纳起来去年工业运行有五个特点:一是工业运行更稳。2017年,规模以上是6.6%,比2015年和2016加快了0.50.6个百分点,改变了自2010年以来单边放缓的走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的结果,我国工业增加值总量达到了28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重达到了33.9%,比上一年同期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这些为我们国家经济的稳中向好提供重要的基础。

    二是经济效益更好。2017年企业利润增幅创造了2013年以来的最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了21%,比上一年提高了12.5个百分点。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去产能成效的显现,近几年比较困难的原材料工业生产经营状况出现了明显的好转,2017年利润大幅度增长,原材料行业利润增长了46%,高于整个利润增长的一倍以上,拉动整个工业利润增长超过了10个百分点。

    三是结构调整更优。我们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坚决地打好去产能的攻坚战,20175000万吨钢铁去产能的任务将超额完成。另外长期扰乱市场秩序的1.4亿吨地条钢去年全面出清,全国工业的产能利用率达到了77%,这也达到了5年来最好的水平。同时,我们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加快改造提升传统的制造业,全年技术改造的投资占整个工业的投资比重达到了45.5%。另外,我们还推动了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等重大工程,我们还推出了“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三品”战略,促进消费品工业的升级步伐。现在我们消费品行业当中,有5000种产品实现了内外销的同线、同标、同质。

    苗圩:

    四是先进制造业发展更快。我们全面实施中国制造2025,启动创建了中国制造2025的国家级示范区,持续的推进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去年又新批了3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另外,像中国制造2025的高端装备创新、智能制造、工业强基、绿色制造再加上制造业创新中心这五大工程在全面的深入实施。像高档数控机床、大飞机、“两机”等重大科技专项在加快推进,一批大国重器相继问世。2017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同比增长了13.4%,快于整个规模以上工业6.8个百分点,电子制造业的增速达到13.8%,装备制造业增速达到了10.7%,这些合计拉动整个工业增长3.2个百分点。各位记者朋友都知道,我们比较亮点的几个产品像工业机器人,去年产量比上一年增长了68.1%,新能源汽车去年产量比上一年增长了51.1%,另外我们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也取得了新的成果。

    五是“两化融合”更深。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在去年由国务院发布实施,智能制造工程也在大力推进,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上线运行,工业APP也在商业化应用,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水平在持续提升。另外,“两化融合”的管理体系贯标这项工作在扎实地往前推进,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们“两化融合”的标准系列被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立项为国际标准。到去年年底,数字化研发工具的普及利用率达到了63.3%,制造业的骨干企业互联网“双创”平台普及率达到了70%,生产设备除了数字化改造以后,设备和设备之间联网率超过了39%,像个性化定制、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服务型制造等新模式、新业态也在蓬勃的发展。

    总体来看,2017年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内部结构性的调整在持续深化的情况下,全年工业经济发展是好于预期的,全面完成了年初我们确定的目标。展望今年经济形势,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战略部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安排,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立足制造强国建设全局,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不断加快新旧动能的转换,切实提高工业供给体系质量,全力巩固工业经济向好势头,以工业经济的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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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中卿:GDP增长用图形描述是大L型边底加小W型波动】

来源:财经网

时间:2018-01-30

链接:http://economy.caijing.com.cn/20180130/4401187.shtml

    在127日举行的“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2018”上, 国研中心主任李伟预测,2018年经济运行有望延续增速稳、就业稳、物价稳、效益稳的“多稳”局面,有望实现十九大之后经济发展的良好开局。

    李伟提出,2017年我国经济增速结束六年连续下滑,呈现宏观趋稳、微观向好的积极局面,结构发生积极转变,增长动力稳步转换,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特征更趋明显,我国经济已初步具备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条件。

    对于2018年经济走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提出,2018年进入新旧动能转换加快、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增强、发展质量和效益改善的阶段,GDP增长很可能呈现稳中趋缓、稳中向好的态势,用图形描述就是大L型边底加小W型波动,短期看既不存在大幅下行的压力,也不具备明显走高的条件。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表示,“今后三年,整个增长速度还会有所回落,但是每年GDP增长6.3%,就可以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继续在中高速增长平台上平稳运行

    刘世锦提出,2017年是一个触底的验证期,初步触底,开始进入中速增长平台的判断得到验证。

    所谓触底的确切含义是“稳住了”,不再明显下滑。开始进入中速稳定增长的“新平台”,不会出现大的V型或U型反转。

    “有些观点认为触底后会大幅反弹,甚至重回高增长轨道,逻辑和事实对此均不予支持。”刘世锦说。

    对此,尹中卿认为,“中国经济在L型底部不是平缓的,而是在触底过程中呈现W型波动,这种波动在短期内既不存在大幅下行的压力,也不具备明显走高的条件,因而还是要谨慎地看待2018年经济运行。”

    李伟分析,我国经济有条件继续保持在中高速增长平台上平稳运行,主要基于三个原因。

    首先,投资增速缓中趋稳。受规范地方债和房地产调控影响,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将略有下调,但制造业投资增速企稳回升,可能对冲部分下行压力,投资整体增速全年有望稳定在7%左右。

    其次,消费贡献有望继续提升。消费升级态势不减,电子商务、新零售、共享经济等新型消费业态涌现,消费整体增速预计将在10%左右。

    再者,出口增长总体平稳。世界经济延续复苏态势,大宗商品价格温和上涨,投资品贸易预计逐步恢复,出口增长总体稳定,即便考虑到2017年高基数,增速回调幅度也较为温和。

    刘世锦预测,2018年上半年总需求可能出现季节性回升,如果去杠杆、防风险的力度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速度难以为继,下半年将会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出口、存货、生产性投资可能有不同程度回升,形成对冲。

    刘世锦提出,中国经济逐步进入终端需求趋稳,存货、生产性投资等成为波动主因,即大L型下边加小W型波动的状态,有可能进入一个动能转换、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较强的增长阶段。

    尹中卿表示,2018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必须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

    注意防范和化解

    重大风险

    对2018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刘世锦提出,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中国经济,对于下一步发展十分重要。应当通过降风险、挤泡沫、增动能、稳效益,提高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具体而言,降风险是指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降低部分企业过高杠杆率;挤泡沫是指挤掉部分城市的房地产泡沫;增动能是指增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动能;稳效益是推进各个行业形成正常盈利能力。

    他还强调,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坐标系和政绩观。不再搞GDP挂帅,而是更多重视就业、质量效益、风险防控、稳定性、可持续性,“需要探索可行的指标体系”。

    他进一步解释,这不是不要GDP,而是要长时间、高质量、高效率、无水分、可持续地尽可能争取到高速度,GDP将是一个预测性或结果性的指标。

    尹中卿建议,财政政策维持积极的取向不变,要从全面积极转向局部偏紧,要降低赤字率,减税清费降负,继续优化支出结构,遏制地方债务,深化财税改革,推进税法法制。

    “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松紧适度,重在控制宏观杠杆率,优化信贷结构,提高资金周转和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进一步深化利率改革,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尹中卿提出。

    李伟强调,要注意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有效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有序排除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为高质量发展积累更多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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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部长苗圩:进一步扩大对外资开放 这个大门不会关】

来源:财经网

时间:2018-01-30

链接:http://economy.caijing.com.cn/20180130/4401362.shtml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定于2018130日(星期二)上午10时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介绍2017年工业通信业发展情况,并答记者问。苗圩表示,回顾一下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中国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进步,同我们扩大对外开放是密不可分的。在今后发展中,我们会一如既往的进一步扩大对外资的开放,这个大门是不会被关闭的。我们继续以真诚和开放的心态,欢迎各国企业继续进入中国的市场,参与中国的建设。

    以下为会议实录: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苗部长,我有两个问题。首先,特别关注国内的5G发展,有可能中国今年可以变成第一个5G大国家,想了解您的看法。第二个问题,关于中国和美国的互相依赖性技术发展,特朗普总统即将发布301调查结论,有可能对中国进行电子产品的制裁,您认为如果有影响的话,这会如何影响中国国内技术产业的发展?谢谢。

    张峰:当前,5G正处于标准确定的关键阶段,国际标准组织3GPP将于今年的6月份完成5G第一版本国际标准。我国2016年初率先启动了5G研发和试验,来进一步促进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的应用和发展,今年1月我们召开了第三阶段规范发布会,向参与的企业颁发了“课本”和“考试大纲“,这也标志着研发试验正式进入了第三阶段,将推动5G系统设备基本达到预商用水平,为后续5G规模试验和手机入网检测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2018年是5G标准确定和商用产品研发的关键一年,我们将依托第三阶段5G技术研发试验,注重“标准、研发与试验”三项工作同步开展。同时,我们也鼓励企业包括国外的一些合作伙伴,积极地参与5G的研发和试验,应该说,现在除了中国的制造商,国际的制造商比如爱立信、上海诺基亚贝尔等等,有很多的厂家都在积极地参与,在芯片领域也是一样。我们鼓励他们更好地合作,同时从我们来说,还要发挥引导作用,推动5G成熟和商用,同时也积极地引导产业界按照研发的规律,快速稳妥的协同推进5G的发展。

    在国际合作方面,我们秉承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一直在倡导推动5G标准形成过程中,形成同一个世界、同一个5G标准,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推动5G能够发展的更快、更好一些。谢谢。

    苗圩:我来回答这位记者朋友第二个问题。我们也注意到,20178月份,美国对中国发起了301调查,对这个问题中国政府态度是明确的,中国的商务部已经就此事明确进行了表态,大家可以通过商务部的网站了解有关的内容。从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职能出发,我想就“中国制造2025”等政策问题做一个回答。

    中国的产业政策主要着眼于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来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中国制造2025”等政策始终遵循的是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基本原则,决不是政府代替企业大包大揽,中国制造业也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会动摇,这也是我们实施“中国制造2025”相关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而且所有的政策同样适用于在中国境内的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包括中资的企业,也包括外资的企业。总理宣布过“中国制造2025”对内外资企业是一视同仁的。在这方面,去年的1月份,国务院专门发布了《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在这个文件里也进一步明确了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同等适用于“中国制造2025”政策措施。

    另外,回顾一下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中国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进步,同我们扩大对外开放是密不可分的。在今后发展中,我们会一如既往的进一步扩大对外资的开放,这个大门是不会被关闭的。我们继续以真诚和开放的心态,欢迎各国企业继续进入中国的市场,参与中国的建设。

    关于知识产权方面,我们也深刻的认识到在提倡创新驱动发展的大前提下,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中国政府一直在致力于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我们没有也做不到强制让外商企业对中国转让技术。我去年3月份也是在这个房间里说过,连计划经济年代中国的政府都不可能要求中国的国有企业强制转让技术,到了今天我们去要求一个外商企业强制的转让技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转让技术都是遵循于自愿的原则,遵循市场化的方向,企业自主作出的一种选择。

    另外,从开放合作上来说,我们还是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我们坚持在扩大开放的时候,坚持继续“引进来”和鼓励“走出去”双向的开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欢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世界各国的企业到中国来发展、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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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时隔4年正式访华 希望参与一带一路实际项目】

来源:财经网

时间:2018-01-30

链接:http://economy.caijing.com.cn/20180130/4401188.shtml

    应中方邀请,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将于131日至22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举行新一轮中英总理年度会晤,这是她就任首相后首次正式访华,也是时隔4年英国首相再次正式访华。

    在129日英国驻华大使官邸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BarbaraWoodward)表示,为持续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英方希望深化中英经贸关系、建立可持续并稳定的经济联系,并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加强合作;同时英方希望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强与中国的联系。

    在英方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方面,吴百纳提出了三点:中国同“一带一路”倡议下90%的项目相关,而英国希望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际项目;英国希望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可以分享伦敦金融城在融资等方面的经验;英国希望将多边国际组织的发展经验同中国分享,确保项目的公平性与清晰性。

    希望参与“一带一路”实际项目

    吴百纳指出英国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浓厚的兴趣,且态度始终如一。

    英国是第一个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西方大国,也是继中国之后第二个向亚投行专门基金注资的国家。同时,在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英国是率先共同核准并签署《“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的西方大国。

    吴百纳表示,20175月,由于梅忙于国内选举事务无法访华,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作为梅首相特使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在环境会议上强调英国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天然伙伴”。

    随后,在2017年年底,哈蒙德再次访问中国,参加第九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随后英财政部设立了“一带一路”融资合作特使和专家理事会,英出口融资署则宣布支持250亿英镑“一带一路”亚洲项目业务,中英还成立10亿美元双边投资基金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吴百纳表示,在未来她希望英国企业能够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实际项目中去,英国企业渴望同中企合作,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第三方国家建设。

    同时,考虑到伦敦金融城在金融业务方面的经验,她也希望把这种经验介绍给中国:“很多这些项目都是大项目,需要复杂的融资和融资机制,需要在金融方面的设计,我们在金融城中对此很有经验。”

    黄金时代加强经贸关系

    吴百纳表示,此次梅将在三天访华行程中拜访北京、上海和武汉。与此同时她还将率领一个由英国大中小型企业组成的代表团访华;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包括汇丰银行、伦敦证交所等40多家企业都会派出其高管随行。

    在英国做出脱欧决定后,梅提出了“全球化英国”的构想,并开始把目光转向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而中国是英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因此加强两国间的贸易投资关系,成为她此行重要目的之一。

    目前,英国是中国在欧盟内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英国在欧盟外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互为重要投资来源地。

    中国驻英大使馆的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中英货物贸易额为790亿美元,同比增长6.2%,其中英国对华出口增长19.4%。而有超过500家中国企业落户英国,投资项目从贸易、金融、电信等传统领域向新能源、高端制造、基础设施、研发中心等新兴领域延伸,投资总额约189亿美元,位居中国对欧洲国家投资前列;英国在华投资超过218亿美元,对华投资区域正逐渐从沿海向中西部内陆地区扩展。

    与此同时,中英关系“黄金时代”旗舰项目欣克利角核电站主体工程开工建设,“华龙一号”技术通用设计评审进入第二阶段。

    吴百纳表示,英国对华出口自2010年起实现大幅增长,2017年同比增长了30%,此次英方则希望抓住上述机遇,加深同中国的贸易关系。

    近期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英国接受媒体联合采访时也指出,中英“一带一路”合作体现两国利益的契合,是两国关系的新增长点。英国脱欧后,仍将坚持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在发展对外合作上将有更多自主权。中英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人民币国际化、绿色金融、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面临更多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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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专家解读】

【楼继伟谈中国经济:能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

来源:第一财经网

时间:2018-01-30

链接:http://www.yicai.com/news/5396446.html

    128日,第十六届中国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财政部原部长、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作了主旨演讲,楼继伟称,今后一段时间需求管理的空间并不大,财政和货币总量政策空间不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

    楼继伟称,我国货币环境更为宽松,资金成本反而更高,表明金融体制存在严重的扭曲。过度的混业造成一系列金融乱象,名目繁多的中国特色衍生品令人眼花缭乱,同业、通道、嵌套、资金池、庞氏融资性的万能险、P2P、非标、现金贷等层出不穷、相互叠加,结果是不断抬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困难。同时,风险传染的渠道极不透明。楼继伟认为,我国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是相当大的。

    楼继伟提醒,体制机制扭曲问题,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重点应关注推动要素自由流动、推进简政减税降费、加大民间投资保护力度、继续扩大对外开放、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等五个方面。其中,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太重要了,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出颠覆性错误。他说,“我国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是相当大的。因此,眼下更为迫切的任务是打好风险防控攻坚战。我认为,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能够打赢这场攻坚战。”

在第十六届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参加此次论坛。按照会议安排,围绕新时代宏观经济形势这个主题,我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个人的观点。

    第一,年度经济指标是超预期的,反映出良性变化的趋势。

    2017年主要经济指标都在可接受的范围,部分指标甚至在上限区。从经济总量看,GDP达到82.7万亿元,增长6.9%,为2011年以来首次增速回升,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从经济活跃度看,全年新增就业1351万人,连续5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新登记企业607万户,增长9.9%。从经济结构看,服务业主导特征更加突出,GDP中第三产业占比为51.6%,比第二产业高11.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8%,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消费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8%,比资本形成总额高26.7个百分点。从经济质量看,万元GDP能耗比上年下降3.7%,大家可以切身感受到环境状况的改善、雾霾天数的减少,其中固然有“天公作美”的因素,但也反映了污染治理的成效;居民消费升级态势明显,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比上年下降0.8个百分点,2017年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分别为8.9%11%,明显快于人均消费支出7.1%的平均水平。随着“制造业、服务业+互联网”的深入推进,线上线下加速融合,带动高端消费向中等收入群体覆盖。

    总之,2017年宏观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反映出良性变化的趋势,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正在逐步显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宏观经济向好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关键作用。比如,我们推进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中心的配套改革,农村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政策在各地全面推行,打通城乡居民养老和医疗保险,实现义务教育资源可携带。我们推进土地要素流动和用途配置市场化的改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开始在用途管制下同等入市,农用土地三权分离可流转,农产品价格改革使得土地使用配置优化。我们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按照可复制、可推广的原则,在自贸试验区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推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降低进口关税水平,削减贸易壁垒。我们推进商事制度改革,重点是解除不当行政管制,大幅降低了市场自由准入门槛。我们推行司法体制改革,最高法院设立6个巡回法庭,实现全覆盖,合同的执行率稳步上升,跨区域民事诉讼案件审判的公正性有效增强。在北上广分别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加强产权保护。上述一系列措施使得我国营商环境显着改善。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营商环境在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78位,比2013年大幅跃升了18位。

    第二,今后一段时间需求管理的空间并不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

    党的十九大没有再提出GDP增长的预期目标。但要实现十九大明确的分两步走的宏伟蓝图,需要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立足现实情况,要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实现高质量发展,宏观政策取向必须继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今后一段时期实施需求管理的政策空间十分有限。

    一是财政和货币总量政策空间不大。从财政政策看,历经前期多轮刺激,大规模集中基建的余地不大。一方面,地方债务风险凸显,不宜再增加基建债务;另一方面,按照适当超前的原则开展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合理的,但一定要把握好度,如果超前10-20年就必然会沦为“扔不掉、养不起”的“白象”工程。典型的如最近被叫停的包头地铁项目。当然,随着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带的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进程,经济上可行的基建投资还有广阔持续的空间。从货币政策看,近年来我国货币乘数快速提升,从2012年的3.86提高到2016年的5.02,同期M2GDP的比例也由180.3%上升到208.3%,表明经济快速货币化。但与此同时,GDP增速却呈下行态势,说明货币供给扩张对经济拉动的效用在逐步下降。因此,通过货币政策实施总量刺激,只会加剧过度货币化,进一步放大“脱实向虚”,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用有限。

    二是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上发力,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配合,还有较大的空间。比如,收入方面可以通过减税推动企业加大研发和创新投入,提升经济活力;支出方面可以通过对支出结构的调整,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并引导资源向符合宏观调控方向的产业流动,改善供给结构,提升供给水平。在这些方面,财政政策应当大有可为。而货币政策从原理上讲仅有总量属性,不具备结构调整的功能。在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除非出现外部重大冲击或内部系统性风险,才有必要采用类似美国的货币政策扭曲性操作或欧央行创设的多种结构性政策工具。需要说明的是,欧盟由于只有统一货币,没有统一财政,才不得不由欧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来实现结构调整的政策意图。

    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着眼长远,问题导向,久久为功。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立足上述基本判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问题为导向,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着眼长远和机制建设,不断推出改革举措,逐年释放改革效能,久久为功。

    第三,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些重点问题。

    展望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趋势性的客观现实,是经济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表现,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另外一类属于体制机制扭曲形成的效率损失,可以通过改革校正扭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经济增长水平。

    对于第一类的趋势性问题,借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做出适当改善,但不可能根本改变。比如,我国劳动力总量从2015年开始净减少并且呈加速态势。2017年,16-59岁劳动人口9.02亿人,比上年减少548万人,比上年多减近200万人。60岁以上人口达2.41亿,比上年增加1000万,占总人口的17.3%,老龄化进一步加剧。放开二孩后,虽然有利于增加人口总量,增加未来劳动力供给,但带来的近期劳动参与率下降又成为对冲因素,最终的结果难以预料。从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看,为适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逐步加大了工作力度,但在归还欠账的同时,也对GDP增长形成压抑作用。此外,外部环境也面临动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与经济全球化相互碰撞,短期内很难说“东风压倒西风”或是“西风压倒东风”,这也是我们难以左右的不确定因素。总之,从经济增长角度看,对于这类不可扭转的趋势性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是改善问题的表征或做出适当的延缓,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确保经济运行不发生大的波动,保持合理的增长水平。

    对于第二类的体制机制扭曲问题,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择其要点,今后一个时期应重点应关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推动要素自由流动。近年来城镇化步伐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开,农村土地流转开始试点,土地使用形态的市场化配置方面也取得了显着进展,一些低效种植地区逐步退出,农业生产结构有所改善。2017年库存较多的玉米种植面积调减了3.6%,豆类播种面积增长了6.7%。农民虽然辛苦一些,但杂粮、豆类价格更高,收入获得改善。但也应当清醒认识到,束缚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还很多。在劳动力流动方面,一些城市以户口限制车子、房子、学籍的做法仍较为普遍,不仅不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也不利于改善收入分配效果。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人口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过程,是具有收入分配改善效果的。2017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7,连续两年上升,虽然幅度很小,但说明尽管城镇化进程在加快,实际上人口自由流动仍有障碍,因此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应当考虑去除户籍附带的种种福利,推进“租购同权”,逐步使租房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与购房者享有同等待遇,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这样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也会改善收入分配,降低劳动力成本。

    二是推进简政减税降费。十八大以来,我们下大力气推行商事制度改革、简政放权,成效固然显着,但从国际对比看,我们的营商环境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下一步要深化“放管服”改革,特别是要把握好具有外部性事项的处理,确保“好事办好”。在减税方面,2017年全年财政收入17.3万亿元,增长7.4%。这一增长是具有减税效果的。如果财政收入与10.5%6.9%+3.6%平减指数)的名义GDP增长同步,全年财政收入应为17.8万亿元,比实际收入多出的约5000亿元体现了减税效应。考虑到财政收入增长与PPI的关联度更高,如果按去年6.3%PPI估算,上述测算的减税幅度还会更大。这说明我们的减税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也是明显的。去年原材料价格上涨超过8%PPI上涨6.3%CPI上涨1.6%,说明压力向中下游逐步传导,税收虽然更多地来自前端,但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是有限的。进一步分析,仍有减税的空间,应当推动所得税改革,增加企业所得税研发扣除,个人所得税改为综合征收,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纳税负担,避免个税异化为“工薪税”,形成逆向调节。在降费方面,对于缺乏上位法规依据的非行政许可审批类的收费项目,目前在中央政府层面已经全部清零,但在地方政府层面,这一类“灰色地带”的收费项目仍大量存在,应当作为下一步降费的工作重点。

    三是加大民间投资保护力度。2010年开始,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投资,大家普遍认为经济增长已经到了以消费驱动为主、投资拉动为辅的拐点。实际上,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仍有较大的增长潜力。从国际经验看,后发的日本、韩国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高投资、高增长阶段。从我国实际看,虽然近年来居民杠杆率增加较快,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幅仍然高于消费增长,说明储蓄仍在增加。今后,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要求,居民杠杆率会稳步下降,我们还可以维持一定水平的储蓄率,这为保持可观的投资增长奠定了基础。下一步,在政府集中投资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应当以加强对产权和契约的有效保护以及提升司法公正为重点,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生存发展提供确定的外部环境,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四是继续扩大对外开放。高擎全球化的大旗,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保护主义,共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实施更加积极的进口政策,落实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承诺,继续扩大其他领域市场准入。对标国际先进规则,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提高自贸试验区建设质量。在总结自贸试验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营造稳定公平透明、法治化、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上述要素流动、简政放权、保护民间投资、扩大开放等领域的一系列工作如果到位,我国的营商环境会进一步改善,我们也会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未来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保持在6%以上的较高水平。

    五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我把这个问题放在最后重点说,是因其太重要了,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出颠覆性错误。当前,我国M2GDP的比例超过200%,与日本的水平大体相当,超过美国91%的两倍。但从利率水平看,2017年我国1个月的SHIBOR拆借利率平均水平为4.09%,同期日本的可比利率水平为-0.01%,美国为1.1%。我国货币环境更为宽松,资金成本反而更高,表明金融体制存在严重的扭曲。过度的混业(我们称之为“综合经营”)造成一系列金融乱象,名目繁多的中国特色衍生品令人眼花缭乱,同业、通道、嵌套、资金池、庞氏融资性的万能险、P2P、非标、现金贷等层出不穷、相互叠加,结果是不断抬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困难。同时,风险传染的渠道极不透明。相比于美国十年前的金融市场,各种衍生品风险收益特征是有定义的,如MBSCDSCDO等,也都是经过备案的。我国则更为混乱,需要穿透到产品底层,才能识别真实的风险收益特征。我国的金融机构,除常规的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外,各类中国特色的金融、类金融机构和区域性交易市场创新设立更是眼花缭乱,不胜枚举。这样,我国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是相当大的。因此,眼下更为迫切的任务是打好风险防控攻坚战。我认为,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能够打赢这场攻坚战,仍同美国十年前的场景对比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高层的认识。习总书记在2015年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要求,“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我记得美国前财长汉克?保尔森在卸任后同我会谈时说,2006年他上任后不久,就感到金融风险就像将至的暴风雨扑面而来,但社会无共识,自己手中无武器,眼看着风险爆发。

    第二,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认识。习总书记提出要求后,政府部门,特别是监管机构已经行动起来,要求资产回表,收紧同业,严控地方政府变相发债等等,金融机构也在加强风险控制。这说明全社会已认识到“灰犀牛”事件。当时的美国金融界,除极少数如汉克?保尔森、本?伯南克、蒂姆?盖特纳等发出警告外,全社会没有共识,“灰犀牛”只是一种现象,整体上没有防范由“灰”变“黑”的认识。危机积累和整治共识形成的速度在赛跑,前者一直跑在前面,直至雷曼倒台,“黑天鹅”出现,整治乱象和救助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共识才逐步形成。

    第三,对关键风险点的认识。习总书记早就指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金融要回归本源,为实体经济服务”。这实际上是指出房地产金融化,和金融脱实向虚是最重要的宏观风险点。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每人都拥有住房的“美国梦”,深入人心,而不去管有没有实际能力。在金融市场上,以房贷为底层资产的MBS,及其衍生出的一系列产品充斥。最终两者交织传染,相互激励,风险爆发。

    第四,整体环境。金融危机爆发后,G20峰会和财经渠道系列会议,除了合力拯救全球经济外,对加强金融监管迅速形成共识,并不断具体化。我国对主要金融机构的监管基本上是符合国际标准的,主要金融机构比较健康,使我们增加了信心。美国当时没有这个环境,危机爆发时,风险集中暴露在七大主要金融机构。

    作出上述比较,绝无幸灾乐祸、盲目自信之意,而是要汲取前车之鉴,特别是我们面对我国特有的风险,如前面所举述的中国特色的交易衍生品泛滥,各类中国特色的金融、类金融机构和区域性市场的创新设立,监管难度极大等问题。整治金融风险绝非一日之功。我十分认同刘鹤同志不久前在达沃斯峰会所讲的,“争取在未来三年左右时间,打赢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判断。如果能在三年左右的时间解决这一问题,名义利率过高的问题也能随之解决。

    第五,对未来金融模式的反思。横览世界,中国是混业发展到极致的金融市场,风险高企,这不禁令人反思。一些地方领导以往热衷于发展地方交易市场,现在也发现难以监管,区域性市场难免风险外溢,一旦出险,收拾起来十分棘手,也都在审慎处理和认真反思。我很难对未来的模式作出定性的判断,这里我提出两点,供大家思考。

    第一点,习总书记强调,“金融要回归本源,为实体经济服务”。要真正回归本源,我们是否必须要坚持大混业模式?是否有能力承接混业经营带来的金融监管复杂性的挑战?是否有必要让金融机构承担混业监管真正到位后的高额合规成本?是否有必要让实体经济支付过高的名义利息?无论这是因为高额合规成本外溢,抑或是因为过度混业、多重衍生造成的高风险定价。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同志坚持分业经营。我曾委婉地提出,是不是先观察一下,但他坚持认为,现阶段公民规范守法意识不足、机构监管能力不足,混业必乱。正是在他的坚持下,才有“三会分设”和金融机构按主业拆分。当前金融行业利润已超过其他行业利润总和,大量人才蜂拥而至。去年我受邀对清华大学经管学院7字班毕业生讲话,心生感慨,结合自己的经历讲了一些励志的话。但另一种感慨讲不出来,当时面对上千毕业生,因为不止本院,还有其他院系的学生,都兼修金融相关专业。今后,优秀的青年还有多少愿意去做工程师、科学家?遑论公共经济学家。面对今天的金融乱象,我不禁感佩朱镕基同志当年的英明预见。

    第二点,金融危机之后,20101月诺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曾撰文指出,“美国应当向其邻居加拿大学习。更具体地说,加拿大更加严格地限制银行业的杠杆作用,并且限制了证券化进程。毫无疑问,近年来加拿大的这些约束,使银行家失去了许多提出那些所谓聪明想法的机会,但事实证明,这些约束都是正确的”。就我的国际比较观察,加拿大的金融市场被认为是最“枯燥乏味”的,金融当局严格规范控制混业,限制衍生品产生和交易,防范金融风险传染,着力保护金融消费者,实现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即便全球金融危机后,加拿大的银行系统仍被标普和IMF评为世界上最健康的银行体系。其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借鉴和深刻反思。

    同志们,十九大报告提醒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习总书记一﹒五重要讲话,进一步要求我们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我相信,只要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决防范应对风险挑战,特别要防范可能迟滞或中断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就一定能够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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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 伍戈:2018:经济韧性与政策定力的博弈】

来源:财新网

时间:2018-01-30

链接:http://opinion.caixin.com/2018-01-30/101204808.html

  核心观点:

  12017年中国经济韧性之强超出市场预期,其中有三条主线贯穿了2017年宏观经济运行始终,即内外需的分化、名义与实际值的背离、经济韧性与政策趋严的平衡。未来这三条主线的演变势必直接关系到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大势。

  2、内外需分化还将延续。尽管人民币升值、贸易摩擦升温会对出口形成制约,但在全球复苏背景下外需仍能获得支撑。国内投资趋缓态势难超预期,消费也将稳中趋降,内需仍边际放缓。内外需分化下2018中国经济或将稳中趋缓。

  3、名义与实际值的背离将有所收窄。虽然国际油价涨势延续,但PPI中枢在内需趋缓和基数效应下将回落。CPI中枢将有所上移,个别月份有阶段性高点,全年无大忧。以平减指数为代表的综合价格增速将低于2017年,诸多宏观变量的名义与实际值之间的背离有望收窄。

  4、由于经济韧性犹存,加之淡化增长、强调质量,政策趋严暂难掉头。金融强监管还未显着影响实体,流动性维持紧平衡。财政赤字依然,但广义财政将收缩。去产能完成阶段性目标,环保强化或将接力。尽管如此,政策力度会随基本面变化而相机调整。

  正文:

  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增速超出市场普遍预期,在房地产调控、环保限产、金融去杠杆等冲击下依然表现出较强的韧性。我们注意到有三条主线贯穿了2017年的经济运行,即内外需的分化、名义与实际值的背离、经济韧性与政策趋严的平衡。未来这三条主线的演变势必直接关系到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大势。

  一、内外需是否继续分化?

  2017年中国经济内外需分化的特征十分明显,投资和消费增速趋势性下降,而出口增速大幅反弹,内降外升下经济韧性较强。展望2018年,内外需仍将分化,中国经济或将稳中趋缓。具体地:

  人民币升值、贸易摩擦升温会对出口形成制约,但全球复苏下外需仍获支撑。2017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将对未来的出口形成一定制约,而中美贸易摩擦的升温势头也可能掣肘出口的增长。但减税或将进一步提振美国经济,美日欧消费和投资信心日益增强,新兴市场国家也处在周期上行阶段。当前各国制造业PMI稳步上升,近期IMF也上调2018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至3.9%,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将为我国外需增长提供支撑,预计2018年的中国出口维持基本平稳。

  国内投资趋缓难超预期,内需增长边际放缓。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将稳中趋降。尽管房价调控及去库存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调控主基调并未改变,因城施策还将延续。部分城市存在补库存需求,加之棚改继续拉动、租赁房建设、长效机制推进,有助于缓冲房地产销售下行的压力,房地产投资趋势依然向下但有一定韧性;二是基建投资增速回落仍将持续。中央及各地政府对GDP增速目标下调已有更高容忍度,过度依靠基建来拉动经济的必要性有所下降。与此同时,监管趋严使得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受限,基建投资增速大概率低于2017年;三是制造业投资可能小幅反弹。经过过去三年去产能与去库存,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回升到 2013年水平,在未来出口向好背景下企业或有扩大资本开支的意愿,但供给侧改革、环保政策趋严等将使制造业投资反弹幅度较为有限;四是消费增速将稳中有降。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的完全退出将使得相关消费增速降低,房地产销售增速下降也将对消费产生下拉影响。

  二、名义与实际值是否继续背离?

  2017年中国的诸多宏观经济数据呈现出名义与实际值背离的特征。例如,GDP名义与实际增速之间的差距扩大;剔除价格因素的固定资产投资仅为1.3%,其中房地产投资实际增速更是低至1.1%,均创下2003年以来的最低;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相对于实际产量增速也出现显着背离,“价格幻觉”特征明显。展望2018年,基于价格的变化,名义与实际值的背离将有所收窄。具体地:

  国际油价涨势延续,但PPI中枢水平有望下行。全球经济复苏将带动国际原油需求提升,OPEC和俄罗斯减产协议的延长会继续抑制原油供给,油价中枢有望抬升。尽管如此,美国页岩油产量可能随之提高,国际油价整体或将呈现温和上涨。从中国国内的情况来看,2018年工业品价格继续受到环保限产的影响,但PPI同比增速中枢会由于内需边际趋缓、去年高基数等原因而有所下行。预计PPI将在二季度由于基数效应而出现高点,全年PPI中枢下行至3.8%左右。

  CPI中枢将有所上移,个别月份有阶段性高点,但全年无大忧。从食品项上看,根据能繁母猪对生猪供给领先十月的规律判断,未来半年到一年内生猪供应将有所减少,再叠加环保政策对生猪养殖的限制,2018年猪肉价格同比将逐步走高;在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推进下,预计粮食价格将以“稳”为主。从非食品项上看,石油价格的走强将成为推动非食品CPI上涨的重要力量,消费升级等因素将继续推动部分服务类价格上涨。整体来看,预计CPI在春节和年中将分别出现阶段性高点,但全年中枢水平在2.3%左右,尚处于“合意区间”。

  综上,尽管未来CPI中枢水平上移,但PPI中枢将回落更多,以平减指数为代表的综合价格增速将低于2017年,诸多宏观经济变量的名义与实际值之间的背离有望收窄。

  三、 政策趋严到何时?

  2017年中国经济的较强韧性为各项政策从严提供了客观基础。展望2018年,内外需分化下的中国经济韧性犹存,加之政府淡化经济增长、强调经济质量,政策趋严态势依旧,但力度可能会随着经济金融基本面变化而相机调整。具体地:

  金融强监管暂未显着影响实体经济,货币流动性将维持紧平衡。2017年金融监管严厉,M2增速创下历史新低,但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等上升幅度有限,实际利率仍维持低位,实体经济似乎尚未受到太多负面影响。2018年,金融强监管依然是大势所趋,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的萎缩将拖累社融增速,商业银行的股权及其他投资收缩空间有限以及地方债务置换提速将使得M2低位震荡,社融与M2增速背离将所有收敛。由于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效果显着,我国未必亦步亦趋地跟随美联储加息,人民币汇率仍维持盯住美元指数的状态但波幅可能加大。

  财政赤字依然,但广义财政增速将收缩。2018年财政赤字率仍有望维持在3%左右,与2017年基本持平。但考虑到中央日益强化对于地方隐性债务的约束,PPP和其它融资渠道将受到严格监管,地方债、城投债发行也面临严峻形势,未来广义财政增速或将下降。同时,为实现精准扶贫等重点政策目标,财政支出结构可能调整,2017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幅高达43%2018年精准脱贫等支出力度还将加码。

  去产能完成阶段性目标,环保强化或将接力。目前,钢铁去产能已完成“十三五”的底线目标,煤炭行业也已完成过半。去产能的基调还会维持,重点已转向推进企业的兼并重组和提升改造。随着环保税的开征、新水污染防治法的实施以及六大督察局的新增,未来的环保政策力度还有进一步加强趋势,严厉的环保政策仍将对供给层面产生持续压力。

  四、基本结论

  一是内外需的分化、名义与实际值的背离、经济韧性与政策趋严的平衡这三条逻辑主线仍将左右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的表现。

  二是全球复苏背景下中国外需仍能获得支撑,但内需趋缓难超预期,内外需的分化使得中国经济或将稳中趋缓。

  三是尽管CPI中枢水平上移,但PPI中枢将回落更多,以平减指数为代表的综合价格增速将低于2017年,宏观变量的名义与实际值背离有望收窄。

  四是由于经济韧性犹存,加之淡化增长、强调质量,政策趋严态势暂难掉头,但政策力度或将随经济金融基本面变化而相机调整。

 风险提示:全球经济复苏及国际原油价格超预期;国内金融去杠杆带来的扰动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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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 胡一帆:亚太经济周期中段经济扩张:存在哪些风险】

来源:财新网

时间:2018-01-30

链接:http://opinion.caixin.com/2018-01-30/101204795.html

    2018 年全球经济继续复苏,目前正处于周期中段的扩张期。随着投资持续走强,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印度的增长动能超越预期,并有望维持强势。不过,以下风险可能导致周期中段增长转为下滑。

  通胀加速是最大风险。这可能来自于原油和食品价格激增或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走强。目前,能源价格高企主要源于油价上涨,但涨势应在上半年见顶,此后开始下滑。相比之下,核心CPI则随着内需和投资走强而逐渐上升。我们预计亚洲总体CPI至多增长1%,通胀加速很可能将促使亚洲各央行更快收紧货币政策(不止加息一至两次)。

  投资计划延后的风险。亚洲出口复苏结束且GDP增长缺乏新动力,可能是另一个造成中期增长下滑的风险。不过,以下两个因素应有缓冲作用:首先,美国和欧盟经济表现依然强劲,支持亚洲出口增长。其次,贸易扩张提高企业利润,进而带动投资回升(中国除外),包括全球性的生产平台与建筑活动。我们的钢铁、水泥、建材、批准和许可证指数继续加速增长,预示着建筑业将为GDP 增长做出更大贡献。风险在于亚洲企业加大储蓄并推迟资本支出计划。日本方面,9月份自民党领导人选举也存在一定风险。

  中国收紧货币政策带来风险。我们认为,大宗商品价格、出口以及风险情绪都容易受到影响。亚洲(中国除外)才刚刚开始收紧货币政策,而中国的信贷周期已相当成熟。中国政府在去杠杆方面取得成功,意味着必须堵住监管漏洞,严格执行非标信贷和房地产贷款方面的新规。非银金融部门不稳定因素过多,可能影响到中国市场的风险偏好,损及个人财富积累,进而令家庭支出暂时下滑。

  中国:在去杠杆和稳增长之间寻求平衡

  受房地产市场降温、基建投资减速且去杠杆持续发力的拖累,2018年经济增长料将继续有序放缓。不过,鉴于财政政策仍提供支持,且政府着力防范风险,经济不太可能急剧下滑,这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调相符。

  2018年增长继续放缓。2017年四季度中国实际GDP增速超过市场预期达到6.8%,与三季度相同,这主要归功于12月制造业投资强劲反弹带动投资增长超预期。在净出口增长强劲且消费稳健的带动下,全年实际GDP增速达到6.9%,高于2016年的6.7%,也远高于政府“6.5%左右”的目标。2017年净出口同比增长0.6%,一举扭转2016年下跌0.4%的颓势,为总体GDP增长贡献了9.1%2016年为-6.8%)。消费同比增速持稳于4.1%,略低于2016年的4.3%,为GDP增长贡献了58.8%。在房地产市场降温、基建投资减速且去杠杆持续发力之际,我们认为2018年经济增长将继续放缓。不过,鉴于财政政策仍提供支持,且政府着力防范风险,经济不太可能急剧下滑。

  去杠杆持续发力,货币政策保持审慎

  去杠杆很可能仍是今年中国政府的首要政策议程。去年11月成立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旨在协调金融监管,随后又推出多项加强资产管理产品监管和互联网金融整治的措施。中国央行也于1214日将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上调了5个基点,反映监管趋严之际融资成本抬升。此外,央行于1229日宣布,大型商业银行可临时使用不超过2%的存款准备金,使用期限为30天,这将释放约1.5万亿人民币的流动性,以满足春节期间高企的资金需求。去年9月下旬公布的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已于20181月生效。总体而言,我们预计2018年政府将在去杠杆与稳增长之间寻求平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点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18日至20日召开,决策层部署了2018年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任务。总体而言,本次会议重申了政策的延续性,并强调抓好防范化解风险、污染防治和精准脱贫三大攻坚方向。这与中共十九大确定的经济增长重质不重量的基调相吻合。会议也敦促建立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尤其是租赁市场。货币政策应保持审慎和中性,并持续强化监管以防范金融风险;财政政策应继续提供支持,但要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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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中国经济需要赶超型增长速度】

来源:新浪网

时间:2018-01-30

链接: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8-01-30/zl-ifyqzcxi1567251.shtml

  未来只有大力度和突破性的改革,才能摆脱人口老龄化的羁绊,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未来经济和社会较紧迫的形势就是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老龄化。农村人口从年轻时期到老年,能不能进入城市成为市民,也就是说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有其窗口期,不能在农村中,或者青年时出来,老年时又回去,等到三十年以后他就不能城市化了。生育也有窗口期,二胎、三胎过几年很多人就生育不了了,而且下一代又减少了,生育资源又收缩了。现在还不放开生育,不鼓励生育,又会使人口收缩程度加大。

  紧迫期是什么原因?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口进入老龄化阶段会产生劳动力不足、创新和创业人群收缩,养老金缺口、财政紧张、金融体系不稳定等很多问题。现在老龄化的情况还不是特别严重,人口老龄化特别严重以后,还说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那就没有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了。我们还得积累对应付老龄化的财富;要提高居民富裕程度、生活水平,缩小收入差距;还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消化不良债务;还要建设适应老龄人口社会的基础和设施体系,比如政府加住宅楼电梯等;国防实力也要在老龄化之前建设得更强一些。因而,严峻老龄化时代来临之前的改革和发展,给我们留出来的时间不多了。

  从历史的经验看,1978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四次下行,三次上行,第一次下行70年代末,后来1979年、1980年开始上行;第二次80年代中期往下行,90年代初又往上行;第三次90年代末,后半期往下行,2000年,特别2001又上行。这三个阶段看一下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第一次是农村农民联产承包,允许计划外发展乡镇企业,东部广东等地搞“三来一补”和出口创汇,传统的体制外增量因素推动了经济增长速度的上行。

  第二次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后,1992年承认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不抓傻子瓜子老板了,个体私营企业发展合法化;再就是颁布了鼓励外资投资中国的三部法律,大量的外资进来,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推动了国民经济高速增长。

  第三次经济增长速度上行,是废除了19000条法律法规,整个制造业全面向外资放开,欧美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投资建厂,中国用市场换技术提升了产业的技术水平。推动了21世纪初到2007年的经济增长上行。可以看出,每次经济增速上行都是大力度和突破性的改革启动的。前两次增长从下行扭转为上行,我们不会用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没有用。只有第三次将经济增长下行扭转为上行时,1998年朱镕基总理用了赤字,发行国债,上基建项目,稳住了增长速度。

  但是经济增速真正上行,还是2001年加入WTO,外资大规模的进来以后加速的。所以,每次经济增速从下行扭转为上行,都是大力度和突破性的改革启动的,每次改革对经济增速的边际推动力是下降的,每一次改革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是我们用改革推动经济增长速度的三个启示。

  还有一个启示,那时的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体制内内涵式改革和体制外扩张式改革之间互动的,1978年联产承包土地也没增加,劳动力也没增加,就是在集体经济之外,搞了个“联产承包”;在国内经济外,搞了个“三来一补”和出口创汇;再计划内的国有经济外,搞了个计划外的乡镇企业。

  传统体制是,计划经济壮大城镇国有企业,限制发展计划外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发展起来,城市里的一些机器设备转移下去,星期日工程师下乡等等,农村乡镇工业额外发展了一块。新经济增长动力就是这么获得的。从第二次和第三次上行看,也是先在体制外,国有经济外,大力发展了个体、私营和外资,在存量之外增加了很大一块发展的增量因素;而且放开制造业,在原来存量的基础上,欧美、日本、韩国的资本、技术、管理和市场渠道进入中国,加上中国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相结合,形成了增量的生产能力。成为强劲推动经济增长速度的增量性动能。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关于适度经济增长速度在经济学界有一次争论。有一批经济学家论证经济增长速度9%9%以上太高,5%刚刚合适。这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论证和结论。最近有些经济学家提出不要赶超型速度了,不要GDP了,似乎感觉似曾相识。

  紧迫性就是必须得有赶超型增长速度。老龄化之前是很紧迫,有劲儿的时候,壮年的时候要快跑,老年了就跑不动了。国民经济没有赶超型速度,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在学术界许多学者较为乐观,有些学者说我们现在已经超过美国了,有的说我们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毫无悬念。

  但是,从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水平、经济主力人口收缩、老龄化速率、高收入国家门槛动态提高、金融可能面临的风险等因素看,不保持超过高收入动态门槛提高速率的经济增长,没有金融体系长期稳定的状态,能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因此,在人口严重老龄化之前,保持一个赶超型经济增长速度非常重要。还需要保持金融的稳定性,人民币一贬值一下掉下来,垂直下降,或者离高收入国家越来越远,或者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又跌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其提高潜在经济增长能力的作用不大;而改革,则通过体制创新和增量方面,提高国民经济潜在的增长能力。

  改革和发展以及经济宏观调控和方法上要有平衡和对冲的思路。什么意思呢?即现在的改革、发展,经济政策有时可能总体上是收敛性的。比如去短板、去僵尸企业是收敛性的,去杠杆是收敛性的,开征环保税是收敛性的,煤改气也是收敛性的;如果没有扩张性的改革和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去对冲,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压力会加大。

  存量性改革一定要和增量性改革相结合。如国有企业这样的存量改革一定要推进,否则,效率太低。但是,需要以民营经济混改,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相结合。也需要更大的关注放在体制外的增量改革方面。比如,结合增加淡水技术和工程,推广土地改造新技术,通过增量土地产权改革,谁投资改造土地,土地在国有或者集体不变的情况下,土地使用财产权归土地改造者拥有,并配合以一定的建设用地、设施建设等政策,扩大耕地、林业、小城市、人口转移、旅游业等方面的发展空间,给国民经济增长带来增量性的强劲动能。

  最后讲讲改革的逻辑和内容。首先企业要休养生息,减税,降低成本,比如能源、交通、土地这些要通过政策把成本降下来。第二个逻辑是产权,不光存量产权,比如农村土地,要把造林、未利用土地改造这些增量的产权改革放开。举个例子,那儿有一块可改造的沙漠你去改造,土地使用财产权一百年归你。有没有这种增量性的大力度的突破性的改革?比如知识产权,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知识产权50%60%的股份发明人,可以拿到市场上交易,强制向社会开放等等。这些都是突破性和大力度的改革。

  另外,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城市教育、医疗体制要配套改革,让人口流动起来。美国30年代的经济增长1/4的速度来自人口迁移,我们现在反而造成了大量的错过城市化人口,人口城市化有窗口的,现在不让他进来他就变成错过城市化人口了。我们在农业领域窝了一亿劳动力,两亿多农民按照墨西哥、土耳其、印尼这些国家农业就业的标准多了一亿,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需要让资金、劳动力、项目、人口、技术、土地等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盘活,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再一个是放开生育,而且要鼓励生育。现在为什么还对三胎要控制,一胎生育意愿者下降了。另外,你得鼓励了,生下来幼儿园、托儿所国家义务办,房价降下来,教育费用降下来。使中国恢复人口生机,积累消费,增强经济增长的动力。

  只有用这些大力度突破性改革,在未来形成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上行的两三个冲刺,隔几年上个发展的台阶,才能在未严重老龄化之前富起来,并顺利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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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中国对GDP的重视度已大大下降

来源:新浪网

时间:2018-01-30

链接: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8-01-30/zl-ifyqzcxi3061169.shtml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下调至7%以下,国内外舆论频繁地出现对中国的悲观主义预期与不确定性的揣测。该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如何?能否在各国经济增长历史的纵向经验与横向对比中总结出最值得遵循的经验?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进而形成国内外对中国发展长期的、稳定的认知。

  一国经济增速下降的普遍规律

  过去五年来,许多人对中国增速下调的困惑与焦虑,主要源于对历史规律与GDP本身测算方法缺陷的陌生。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增长,也不能仅通过GDP单一指标来衡量本国经济发展的变化。

  以同处东亚板块的日本、韩国为例,两国均经历了30年左右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3年,日本实际GDP增长年均维持在9.2%,名义GDP在这19年内总量增长了16倍,此后19年(1974-1992年)下降至年均3.6%。接着24年(1993-2016年),日本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86%,其中有五年还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多数人认为,日本进入了长期低迷衰退的“平成大萧条”,然而,也有人认为,不能从表面的经济数据简单评判日本,当前日本创新能力、经济质量、未来潜力仍不容小觑。

  从1962年朴正熙上台算起至1991年,韩国这30年的实际GDP增长年均维持在9.7%,名义GDP总量更是增长了652倍。此后25年(1992-2016年)韩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下降至4.8%,近五年来增长率更是不到3%。在高速增长期,韩国被称为“亚洲四小龙”,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优秀代表,也是从低收入国家跃升为高收入国家、发展中国家跃升为发达国家的典型案例。尽管近年来韩国经济增速低迷,但韩国科技实力、文化软实力仍为人所称道。

  从日韩经验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近年来的下降就显得容易理解。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十八大前一年(1978-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9%,名义GDP总量增长133倍。此后五年(2012-2016年)回落至年均7.3%。自2007GDP增长14.2%达到最高值后,中国GDP增长率就一直处于减速状态。2017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称,对中国GDP增速预期为6.5%,国内外的疑虑再次达到高峰。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经济严重衰退,更甚者提出中国经济将要崩溃。但不得不承认,中国仍是多年来全球经济贡献最大的国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新兴经济体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领头羊。有许多人预测,中国GDP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仅仅是时间而已。

  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发展轨迹以及两类截然不同的论调,再次印证了“经济收敛(convergence)假说”,即一国发展水平较低时,发展速度会更快。随后发展速度有可能就会大大下降。此时,能否回应对发展速度下降的质疑声,关键在于该国经济发展能否实现良性的、可持续性的均等化进程。

  以俄裔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家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的逻辑,判断一国经济未来的趋势,关键不是来自于GDP增速变化,而在于是否能够普遍提升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减少区域与个体之间的发展差距。库兹涅茨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一书阐述“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关系,认为经济增长关键是由劳动生产率增长决定的,而知识、科学的普及与提升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途径。

  在库兹涅茨看来,随着技术革新等因素,经济生产率会大幅提升,进而使得农业部门在经济结构中的比率下降,工业与服务业比重会上升等生产结构变化。生产率越高,消费者需求的结构也会优化。人们的消费习惯将从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必需品”上升至生产率相对较高的“消耗品”、“高档品”甚至是“奢侈品”转化,生活条件也随之提升,此后又会产生新的需求。

  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因素尤为重要。一方面,经济增长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人口增长与人口寿命,助推了城镇化水平,使得出现更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鼓励了企业家的逐利,引导更多的资金与智力到更广泛的技术革新中去。这样,一种正循环的经济增长公式就形成了:“经济生产率提升--人们消费能力提升--企业家的逐利--城镇化水平--新一轮科技创新--本国经济增长--经济生产率再次提升”。

  在这个循环中,能否提升经济生产率显得尤为关键。这也是判断目前中国经济是否持久健康、是否能迈出“中等收入陷阱”、是否能客观理性看待目前经济增长下降的重要判断依据。

  正如197112月,库兹涅茨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斯德哥尔摩所作的演讲中,提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六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即总产量和人口的快速增加;生产效率的增长率;经济结构的升级;社会结构和思维方式的转变;通讯和运输技术改变引发国家间相互依赖;世界经济中的分化迹象。事实上,这些关联效应在当下的近年来中国经济转型进程中得到了较多的应证。中国在面对全球经济分化、各国相互依存度上升的新时代背景下,更多的强调生产效率与结构升级,这恰恰是过去五年来中国发展理念与思维方式的重大转型。

  中国对GDP的重视度已大大下降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不能把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同时,他还曾谈过:“单纯依靠刺激政策和政府对经济大规模直接干预的增长,只治标、不治本,而建立在大量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基础上的增长则更难以持久。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避免单纯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各国要通过积极的结构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济竞争力”。

  的确,社会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等要素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系统,社会的发展所包含的内容是各个社会要素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GDP全称是Gross Domestic Products,即国内生产总值,是按市场价格表示的一个国家(地区)国民经济各行业所有常住单位在核算期内国内生产活动的价值之和。GDP作为一个反映宏观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它的变化体现的是经济方面发展状况,但并不能体现政治、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内容,也无法体现社会均衡度。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把GDP的增长当做社会发展的全部体现,甚至GDP成了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显然,十八大以来,这种误区正在被纠正。

  其实,即使单单从GDP数字而言,这种衡量经济的标准也存在着重大的解释陷阱。比如,2017年,我国GDP总量827122亿元,同比增长6.9%。从增长率数字上看,这个增长速度已远远低于10年前的14%。但2007年,全年高达14.2%增速的中国,GDP一年总量仅为270232亿元,还不如2017年上半年GDP的总量。显然,增长速率下降并不代表增长总量下降,更不代表发展停滞,单从GDP增长率了解经济发展会显得相当片面。

  近年来,中国人开始看透GDP的陷阱。环境的恶化、社会的失衡、矛盾的突发,越来越促使人们从经济增长理论的深层次原因去反思GDP原理,即GDP增长之外,必须要考虑增长的效益。

  事实已表明,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增长与效益低下的状态几乎是并存的,经济增长数量与效益并不匹配。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各项收益率呈现边际递减的效应。

  首先,经济增长的边际收益日益下降。中国经济总量数量的快速增长,本应为经济增长效益的提高提供条件,但由于长期的粗放式增长,中国过于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增长贡献相对较低。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约束下,中国经济效益指标呈现下降的趋势。

  其次,经济增长的社会效益增长放缓。在当前收入分配体制不完善的条件下,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成为制约社会效益提升的主要障碍。如果继续延续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那么终将导致矛盾的频发、社会发展的倒退。

  第三,经济增长的生态效益预警已响。由于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下,过度注重经济增长数量而忽视了对能源和资源效率的提高,必须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虽然多年来政府政策一直在引导中国能源利用率的提高,但是生态效益的发展仍然无法与经济增长的速度相匹配。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由于边际报酬递减,不论物质资本投入还是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最终都会消失,只有知识和创新推动的技术进步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保证。技术进步的存在,使资本的边际收益不断提高。技术进步可以抵消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效应。

  大量工业化国家历程,也证实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近年来,对技术进步促使经济效益提升的认识不断社会、决策层普及,最终促成了中国对GDP的重视程度大大下降,转而更重视经济发展速度、结构与效益的综合性、协调性。

  中国经济转型成效显着,但结构调整之路远未完结

  基于经济增长理论,经济效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的效率,主要表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及其贡献率的高低;二是国际竞争力的高低,主要表现为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水平和相对成本水平;三是通货膨胀的状况,即是相对于经济增长率的通货膨胀率;四是环境污染程度,即经济增长过程的环境污染面和污染率。因此,单以GDP增速的标准,不足以全面的衡量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的好坏。

  经济增长效益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但增长效益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目标和增长方式的选择。因此,近年来,中国改变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倾向,把增长中心转移到增长质量方面来,是极其正确的选择。正因为此,2013-2017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效益的转型成效显着。

  经济保持稳定的中高速增长。2013-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1%左右,远高于同期世界2.7%和发展中经济体4.1%的平均增长水平。对全球经济的增长率连续多年保持在1/3左右。

  社会就业量连续多年持续扩大。2013-2017年,城镇新增就业连续五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五年来,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基本稳定在5%以下。新创造就业人数相当于一个法国,而后者失业率多年在10%左右。

  商品价格运行形势总体稳定。2013-2016年,居民消费价格年均上涨2.0%20171-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5%。过去几年,7.1%年均经济增长速度、2%的通胀率、5%左右的调查失业率,较高增速、较多就业、较低物价搭配的运行格局难能可贵,在世界范围内一枝独秀。

  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过半。2017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8%,高于GDP的增长,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1.6%,比2012年提高6.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比提升,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达程度。随着中国逐渐接近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第三产业的拉动动力增长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结构性的变化。

  消费仍然保持温和增长的态势。201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5%左右,比往年相比稍有提升,比资本形成的贡献率高出了31.7%。虽然近年来汽车、房屋消费增长放缓,但农村消费、网络消费、文化消费蓬勃发展。多个研究机构指出,2018年中国零售额有望与美国持平甚至赶超,成为全球第一消费大国。

  企业在去库存、降成本方面取得重大进展。20171228日 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9%。尽管工业利润增速有所放缓,但总体上看,2017年以来工业企业效益正在改善。成本费用下降,利润率上升;资金周转加快,经营效率继续提高,尤其是煤炭、钢铁、化工、石油、高科技制造业等行业新增利润多,盈利能力增强。

  环保治污工作效果有了较明显改善。根据《“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目标,到2020年,全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控制在1580万吨、1574万吨以内,预计较2015年将分别下降15%15%。近年来,中国空气质量达标城市数和优良天数稳步增加。以笔者所居住的北京为例,2017年入冬三四个月来,雾霾天数明显减少,有时夜晚还能看到久违的星星。

  这些成效充分体现了近年来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即经济增长结构不只是要考虑速度,还要考虑结构的合理程度。在一个经济体中,如果经济结构越是合理,就越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国民经济的中间消耗,进而提高经济增长效率;而相反,当经济结构失衡时,低效率的投入增加、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将会抑制经济增长效率。

  经济结构调整包含两重内涵,一是转型,即消除经济运行中扭曲性的结构矛盾,改善经济中不适应需求的结构问题,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二是升级,即围绕经济市场规律,根据国家发展战略,主动实现经济结构升级,提升整体竞争力。经济结构评价十分复杂,在实践中不能简单套用固定比例衡量其合理性,而应将具体的经济结构问题纳入特定的背景和现实中加以考察。最为直接的指标为经济效益是否提升,进而推动民众福祉的增加。从这个角度看,过去五年多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虽然成效显着,但调整与优化之路远未完结。

  保持速度、结构、效益的三角均衡并不容易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已证明,要保证经济持续快速良性发展,就必须在速度、结构、效益三方面进行动态协调,最终实现“最优化”的均衡。从思想演变上看,这恰恰是从20世纪中叶兴起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一次重大飞跃。此前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更多地强调在充分就业、市场需求和资源配置上的均衡,而中国经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速度、结构与效益”更像是基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综合发展意义上的“大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都在寻求正确处理“速度、结构与效益”三角关系的方法,经历了战略思想、决策理念的更新、经济成本与增长逻辑的衡量、社会矛盾与环境恶化的教训等艰难、曲折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目前看来,在未来较长期内的中心任务与经济政策目标已越来越清晰。

  一是在发展速度上坚持“稳中有进”的战略抉择。这个工作基调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国内外综合背景的整体考量,既要防止国际国内复杂环境的干扰,还要适应新时期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繁重任务的要求;既要防止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也要遏制一些地方将眼光放在“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上。归根到底是,将发展速度的快慢标准,放到转变结构、增加实际民生效益的实事求是精神上来。

  二是在发展结构上坚持“转型升级”的战略路径。这个工作方式实际上是认识到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大势所趋、刻不容缓的紧迫性,也抓住了化解产能过剩、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必然性,更看透了强化创新驱动、推进绿色发展的关联性。归根到底是,将发展结构的好坏标准,放到能够保证必要的增长、实现社会健康发展的结果中来。

  这个指导思想是近年来中国立足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与新遵循,是对资源不可接续、环境不可承载、经济不可持续的先前发展状况的重大纠正,也是从增量扩能到调整存量、做优增量的思路重大转化。归根到底是,是否能够实现最优的发展效益,关键看能否有合适的发展速度与合理的发展结构。

  综上所述,所谓“速度、结构与效益”的三角均衡中,速度是手段,结构是基础,效益是目标,三者的最优配置才能保证中国整个经济“工作链”有效运行。做到这些不容易,但笔者相信,随着“最优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仍将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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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热点新闻】

【中央环保督察后,今年地方两会提出了这些目标】

来源:第一财经网

时间:2018-01-30

链接:http://www.yicai.com/news/5396502.html

    省级两会正陆续召开,第一财经记者注意到,在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和主要领导人的表态中,生态文明、督察整改、污染防治攻坚战、绿色发展等均受到重点关注。

    在经过首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的“洗礼”之后,地方政府部门和官员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正在改变,也在两会上体现出来。

去年底,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海南省反馈督察情况指出,海南省存在海域岸线自然生态和风貌破坏明显,沿海市县向海要地、向岸要房严重等问题。1月中旬国家海洋督察组反馈督察情况指出,海南省围填海活动主要服务于旅游房地产业,给海洋生态环境带来较大压力。

    在126日开幕的海南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海南省长沈晓明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围填海项目在科学论证后“该恢复的恢复,该调整的调整,该补救的补救”,还将严肃查处一些地方环保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违规违法行为。

    目前,海南多市县对违法违规填海项目已实施“双暂停”,即在建项目一律暂停建设,房地产项目暂停销售和宣传。

    沈晓明坦言,目前海南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与国家要求、与生态省、国际旅游岛定位和人民期盼相比仍有差距。海南省将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湾长制,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实行终身追责,“加快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和良好社会风尚和长效机制,少吃祖宗的老本,不砸子孙的饭碗”。

    他表示,海南省未来5年必须以最严谨的规划、最严格的措施、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生态环境只能更好、不能变差,坚持依法用海、科学用海、规划用海,扩大海洋保护区面积。

    沈晓明介绍,海南今后5年生态环境指标为森林覆盖率保持62.1%以上,空气优良率保持99%以上,城乡垃圾、污水处理基本实现全覆盖,全面消除劣V类水质断面,大气、土壤、水体和近海海域等环境质量走在全国前列;清洁能源装机比重超过60%

    “海南2018年将研究确定海南岛人口承载能力和合理人口上限,申报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研究推进海洋国家公园建设。”沈晓明说,未来,要把海南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的生态岛、健康岛、长寿岛。

    2017年,是北京大气污染治理投入最大的一年,预计200亿元。监测数据显示,2017年,北京市细颗粒物(PM2.5)等四项主要污染物同比均有所改善,其中PM2.5年均浓度为58微克/立方米,完成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大气十条”)任务目标,二氧化硫(SO2)年均浓度首次降到个位数。

    2018年,北京市如何打好蓝天保卫战?124日,北京市代市长陈吉宁在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以加强科学化、系统化、精细化、法治化管理为目标,以细颗粒物来源解析为基础,制定实施新一轮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把高排放车治理作为重中之重,将低排放区由六环路内扩展到全市域,从严查处尾气排放超标车辆,严格落实高排放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禁行限行规定。”

    据了解,2018年,北京市“蓝天保卫战”的一个最明显特点将是向管理要减排。北京市人大代表、环保部环境规划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表示,北京已经连续多年持续治污,再往后推进,工程减排的空间不多,减排成本也更高,应重点提升管理减排水平,通过精治、法治和共治推进管理减排。北京市环保局也表示,“转段期”污染特征决定了北京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要从“结构性减排”向“内涵型减排”转变。

    刚刚过去的2017年,河北省PM2.5平均浓度比2013年下降39.8%,超额完成大气“国十条”确定的比2013年下降25%的目标任务。河北省省长许勤在该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五年来,河北落实“天蓝、地绿、水秀”要求,在治理污染、修复生态中加快营造良好人居环境,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开展蓝天、碧水、净土三大行动。能源消耗强度显着下降,预计全省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五年下降24.4%

    许勤表示,今后五年,河北省要“更加注重高质量绿色发展”。他说,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普遍形态,高质量是绿色发展的内在属性。河北省要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持续实施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加快水污染防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许勤介绍,2018年,河北省将抓紧编制实施蓝天保卫战三年作战计划和冬季清洁取暖三年规划,开展工业企业全面达标排放行动,彻底整治“散乱污”企业,开展水污染集中治理攻坚,编制实施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国土绿化三年行动。

    去年,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16中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显示,在全国61个沿海城市中,浙江省的温州、台州等6个城市近岸海域水质被列为“差”级,宁波、嘉兴、舟山等6个城市为“极差”级。

    在今年浙江省两会上,有政协委员呼吁,“是时候向近海污染宣战了”。浙江省省长袁家军在该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今年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完成100个化工等重点行业废气清洁排放技术改造项目,启动100座城镇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技术改造,完成100个入海排污口整治,启动100个重点污染地块和垃圾填埋场的生态修复。完善河长制,实施湖长制,探索湾(滩)长制。完善四种主要污染物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省对县(市、区)财政收费制度,每吨提高至4000元。

    近年来,贵州省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但污染防治形势同样严峻。贵州省去年底对外公开的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显示,有72项具体整改内容。在126日召开的贵州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贵州省代省长谌贻琴表示,今后五年,贵州省要“更加奋发有为打造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实现美丽贵州建设新跨越”。

    谌贻琴表示,贵州省将推进治山、治水、治气、治渣,淘汰高污染、高排放煤电机组,推进磷石膏“以用定产”。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等领域,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

    “在环保督察带动下,被督察地方主动调整发展思路,把强化督察整改作为重要机遇和有力抓手,借势借力推动解决产业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等深层次问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达到了环保督察的预期目标。”在去年1228日环境保护部举行的12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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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将制定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

来源:新浪网

时间:2018-01-30

链接: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8-01-30/doc-ifyqzcxi1581052.shtml

    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乔跃山近日带队赴上海和杭州开展调研,实地走访了网宿科技(12.060, -1.07, -8.15%)、海康威视(39.600, 0.00, 0.00%)、百视通、小派科技等多家超高清视频产业链单位,以深入了解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情况。这是2018年以来工信部继广东省调研之后的第二轮调研。在全面系统的调研后,工信部将在今年制定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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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发力,瓜达尔自由区开园】

来源:第一财经网

时间:2018-01-30

链接:http://www.yicai.com/news/5396504.html

    随着中巴经济走廊标志性项目——瓜达尔自由区的开园,30多家中巴企业已经入驻,瓜达尔向商业枢纽的地位稳步迈进。

    当地时间129日,巴基斯坦瓜达尔自由区起步区正式开园,同时还举行了第一届瓜达尔国际商品展销会。

    巴基斯坦总理阿巴西、内政部部长兼计划发展部部长伊克巴尔、海事部部长比赞久、俾路支省首席部长萨纳乌拉·泽里、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姚敬、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中国港控)董事长张保中等在开幕式上致辞,共同见证瓜达尔自由区的揭幕。

    阿巴西在开幕式上称,中巴经济走廊是“我们这一代人最重要的合作举措”、“一带一路项目最有成就的部分”。

    张保中表示,随着自由区的建设,瓜达尔将成为该地区的大型商业枢纽。发展瓜达尔将有助于改善当地人民乃至巴基斯坦的整体经济状况。

    帮助巴基斯坦发展经济

    阿巴西还在发言中回顾了他上周在达沃斯参加的世界经济论坛。他说,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是“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能够联系历史和今天,并为未来人类打造共同命运创造条件,因此“一带一路”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能够修复国家间裂痕的合作机制。

    阿巴西还强调:“今天,通过中巴经济走廊,我们开放瓜达尔港口、瓜达尔自由区,建成东湾高速公路和瓜达尔的其他项目,连接了瓜达尔和红其拉甫、白沙瓦和卡拉奇。我们的铁路系统实现了现代化,成功建造电力项目……同时特殊经济区将创造就业岗位,这将促进巴基斯坦出口,为巴基斯坦人民带来繁荣。”

    第一财经记者从中国港控了解到,目前,起步区所有地块已经租赁完备,吸收了包括酒店、银行、保险公司、金融租赁、物流、海外仓、粮油加工、渔业加工、家电组装等30多家中巴企业入驻。直接投资额超过人民币30亿元,入驻企业全部投产后,年产值将超过50亿元,创造2000多个就业岗位。

    此外,来自巴基斯坦、中国、伊朗、阿富汗、沙特、阿曼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商人参加了首届瓜达尔展销会,展位从原计划的100多个增加到了150多个。

    在展位不足的情况下,中国港控仍免费为本地商家提供了18个展位,支持俾路支省及瓜达尔本地区商人的需求,服务瓜达尔当地社会和人民。

    本届博览会为期两天,由瓜达尔发展管理局和中国港控联合举办,以展示瓜达尔港和瓜达尔自由贸易区作为新兴商业中心的角色,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外界对瓜达尔自由区经济合作项目的认知度。主办方希望为本地和外国企业家、金融家,投资者和政府官员之间的互动提供一个平台,巴基斯坦政府希望利用这一“旗舰项目”来增加投资、贸易和就业机会。

    瓜达尔港今年开通固定航线

    目前,瓜达尔自由区和瓜达尔港均由中国港控运营。

    中国港控接收瓜达尔港运营权后,启动了瓜达尔自由区的建设与开发,目前已投入近2.5亿美元,开发了25英亩(约合10公顷)的起步区,建成了集道路、水、电、通讯、安全围网、垃圾处理等功能齐全的现代园区。

    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截至2017年底,中国港控已经投入5000万美元,用于维修港区道路、堆场、码头装卸设备、海水淡化、供油和港区监控等系统。

    2017年新增了5台集装箱桥吊,新建了10万平米堆场,增添了最先进的集装箱扫描设备,把原来日产10万加仑的海水淡化厂扩容到了22万加仑,增加了两套污水处理系统,新增绿地8万平米,新建石油液化气接收站一座。

    目前,瓜达尔港口可处理散货、集装箱、滚装货物、石油液化气等各种业务,已经具备全作业能力。

    中国远洋、长江航运等远洋船舶停靠瓜达尔港近40次,有力支持了港口的发展及自由区建设。中远计划今年3月开通每周一次的固定集装箱航线,将从根本上解决“有船无货,有货无船”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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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成主线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化是出路】

来源:和讯网

时间:2018-01-30

链接:http://news.hexun.com/2018-01-30/192343548.html

  倘若对2017年中国各省份的GDP增速进行梳理,可以发现,“西高东低”的发展趋势已经形成,包括贵州、西藏、云南、重庆等在内的不少西部省市,稳居GDP增速榜前列,其中,贵州和西藏还成为仅有的2个保持两位数增长的省份。

  从内因来看,这些地区产业转型的包袱较小,且以贵州提出大力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等产业规划为代表,西部地区一方面可以实现多项产业转移的承接,另一方面又能轻装上阵积极布局战略新兴产业;从历史和外部因素来看,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经济数据基数相对小,且得到国家政策倾斜,地区经济仍然行驶在快车道上。

  相对而言,在GDP“平衡木”的另一端,不仅天津增速出现明显下滑,包括北京、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在内的多个省市,实际上都没有达到“国家线”。但这种增速下滑应该辨证看待。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部分地区主动调低GDP增速,腾出手来推进结构性改革 ,“推动高质量发展”展开各项工作,成为不少地方政府的既定战略。因此,包括2018年在内的未来数年,成为这些地方由此前的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生死攸关的时间窗口。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和市场人士已经认识到,高质量发展远比高速发展更重要。“唯经济增速论”的转变,是一种巨大进步。此前,部分地方政府曾被爆出借着国家政策“振兴”的东风,在旧体制和机制之下,却不停向旧经济输血,结果在新常态下,最终变成过剩产能。加上人才流失、资源匮乏、制度板结、大国企包袱沉重等多种问题的压力,最终成为投资者唯恐避之不及的市场“真空区”。

  只不过,在这种转变背后,还应该进行配套制度的改革与跟进。在此过程中,差异化的决策安排尤其重要。在中国经济整体协同发展的大前提下,由于各区域经济存在巨大差异,只有配备同样差异化和更具针对性的制度安排,才能更为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有研究人士已经将中国区域经济大体分为四类:其一,北上广深等一线地区和城市在内的消费性社会,强调城市的管理和服务、提升城市的品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是这类区域面临的首要课题。

  其二,包括江浙在内的经济发达地区,对于这些地区而言,提升城市品质、注重科技创新,发展服务经济,逐渐适应消费社会的的到来是重要导向。

  其三,以中部为代表的欠发达地区,一方面产业上仍需要集聚,承接沿海发达区的的转移,另一方面也需要结合中部崛起等发展计划,大力加强区域交通、城市设施等基础建设,改善整体经济发展的基础能力。

  第四类则是包括东北在内的相对落后地区,面对产业再生的难题,不能再走依靠投入巨额资金、上大项目、搞大国企等老路,而是要培育市场体系和市场经济,并给足时间实现涅盘重生。从这个角度说,以*ST吉恩为代表的东北传统产能企业的即将退市,不仅对于资本市场是一种进步,而且对于东北区域经济发展思路的转变,也具有重要的牵引作用。



【部分火电厂遭遇资金链断裂】

来源:和讯网

时间:2018-01-30

链接:http://futures.hexun.com/2018-01-30/192343486.html

  2017年以来,煤价不断上涨,尽管发改委等部门一直对煤价有所调控,但由于煤炭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导致煤价持续处于高位,电企也处境也愈发艰难。

  除了面临亏损以外,部分火电厂资金链已经断裂,陷入无钱买煤的困局。

  分析师表示,目前的煤价已经比去年高25%以上,超出电厂的盈亏平衡,导致电企陷入大面积亏损。

  部分火电厂遭遇资金链断裂

  日前,四大发电集团联合上书发改委的《关于当前电煤保供形势严峻的紧急报告》(以下简称紧急报告)指出,从2018年电煤订货情况看,各发电集团年底长协合同比例大幅下降,预计全年综合煤价比2017年还要上涨不少。当前,由于煤价高企,不少燃煤火电厂资金链已经断裂,还有不少马上面临银行停贷、限贷、无钱买煤的困难局面,如果煤价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将对保供工作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

  与此同时,124日,湖南能源监管办市场监管处发文《湖南省电煤库存频现预警电力供应保障形势严峻》称,湖南省主力火电企业电煤入厂标煤均价已超过1120/吨,达历史最高值,发电边际收益低,大部分火电企业陷入亏损状态,个别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因此,四大发电集团除了恳请发改委调控煤价和运费以外,还建议相关部委加强部际协调及地方政府的协调,减少对煤炭企业正常生产的影响,从保民生的角度安排煤企在春节前这段时间开足马力生产,保障供应,提高全社会库存。

  数据显示,目前电煤价格处于相对高位,以秦皇岛港5500大卡动力煤为例,现平仓价格为750/吨,与去年同期相比价格涨幅高达25%

  卓创资讯分析师张敏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这个价格不仅远远高于盘面价格,也远远高于电厂盈亏平衡线所能接受的价格,受高煤价影响,电厂面临大面积亏损,亏损面已高达60%,在此背景下,现又处于冬季用煤高峰季,导致煤炭供不应求。

  她还表示,北方供暖、南北方普降雨雪、耗电量大增、导致耗煤量大涨;在此情况下,电厂又出现采煤难、运煤难现象,导致电厂电煤库存持续低位,电煤保供形势严峻。因此春节之前动力煤价格仍有较强支撑力度。

  上市电企2017年亏损概率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四大发电集团和湖南省所面临的困局并不是个案。从目前上市电企所发布的2017年业绩预告来看,形势也很严峻。

  126日晚间,长源电力(000966,股吧)发布业绩预告称,预计2017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9000万元-1500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22.57%-137.61%。出现亏损的主要原因是煤炭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公司燃料成本大幅增加所致。

  吉电股份(000875,股吧)预计公司2017年净利润亏损3.35亿元3.55亿元,每股收益亏损约0.16-0.17元。

  对此,吉电股份表示,2017年经营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是火电燃料成本大幅上升。受煤炭市场供需关系的影响,燃料成本增支5.26亿元,影响火电板块同比减利。

  华电能源(600726,股吧)也预计公司2017年业绩亏损约9.5亿元到10.5亿元,扣非后预计亏损8亿元到9亿元。原因也与上述公司基本相同,煤价同比大幅上涨,成本增支11亿元。

  业内认为,总体来看,由于2017年煤价持续处于高位,上市电企2017年的业绩不容乐观,多数火电企业亏损或为大概率事件。

  张敏还表示,针对目前情况,政策层面也在积极协调,并出台了相应的措施,比如积极释放先进产能、大煤企带头降价稳价,春节期间大矿正常生产、积极调配铁路运力保证电煤运输,通过以上多方面的努力,春节之前,电煤供应紧张的形势会有所缓解。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煤价过高,火电企业还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2018年,火电企业的日子恐怕依旧不好过。

  中宇资讯分析师徐时楠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现阶段,一方面当前煤价长时间高位运行,另一方面国家“降成本”的政策让电价难以再调,煤电双方企业只能通过不断博弈缓慢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道路。

  同时,兴业证券(601377,股吧)一份研究报告也指出,由于电力总体过剩,火电行业正迎来深层次的结构调整。火电经营主要受煤炭价格、市场电价各类政策和用电量需求等多维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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